“六四”事件的血腥事实让国人看到，“文革”后一度的思想宽松并不代表中国已进入一个与极权主义彻底决裂的新时代，极权主义的暴力和恐怖随时有可能在中国重演，因此国人在“八九民运”前期表现出来的政治热情被1990年代以来的政治绝望和冷漠所替代。
“六四”事件的血腥事实让国人看到，“文革”后一度的思想宽松并不代表中国已进入一个与极权主义彻底决裂的新时代，极权主义的暴力和恐怖随时有可能在中国重演，因此国人在“八九民运”前期表现出来的政治热情被1990年代以来的政治绝望和冷漠所替代。
许多新的政治上的限制措施都向极权主义原型回归。可是它不再拥有极权主义原型的那种意识形态动员能力，只能用东拼西凑、鼠目寸光的宣传口号和色厉内荏、自欺欺人的思想控制，辅之以高压手段（如越来越严厉的媒体和互联网管制，以及对民间的集体抗议事件施以武力镇压），来支撑其腐败低效的统治机器。
汉娜·阿伦特半个世纪以前关于极权主义特征的分析对我们现在理解变化中的“新极权主义”仍然有重大意义。她提出的那些极权主义统治要素，如暴力和恐怖、以人性改造为目的之思想钳制、作为欺骗手段的“宣传”、作为寡头权力机制的“组织”和以孤立原子形式存在的“群众”，仍然可帮助我们辨认各种形式不同的极权主义的变体。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这一著作里，从极权主义原型的特点中概括出这种制度依赖的三个支柱，即用来改造人性的使用暴力的集中营，让民众处于相互隔绝、无共同抵抗手段的状态，以及为维持极权统治所施行的集权式宣传和组织手段。
极权主义原型的大规模暴力恐怖统治早就成功地改变了人性，在整个社会中造就了一种为极权体制所需要的奴性人格，那种普遍的安分守己、驯服顺从、谨言慎行的人格会在后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的环境下不断再生，从而产生一个无法免于恐惧心理的社会。
在极权主义原型的统治下，所谓“散沙型的群众”是指公众不能拥有公共生活的共同价值和正义秩序，而只不过是一些以相互隔绝形态聚合在一起的、缺乏真正公共性的群体。由于群体中每个人的高度原子化和孤立化，他们不再拥有共同的世界，不再能就政治和人格价值自由交往，也就不能形成真正的人际社会。他们之间之所以有联系，是因为一起被夹裹在某种“运动”之中，一起跟随某种意识形态的召唤，一起服从某种不可抗拒的政治权力，一起崇拜某个魅力无限的领袖，一起陷身于他们无力改变的制度之中。公民社会中民众或公众的政治组织形式，如相互竞争的独立政党、工会、社团等等，在极权主义国家里都不可能存在。
在极权主义政党看来，只要你不死心塌地跟从它，你就是它的威胁或是它的敌人。这种非党即敌的人群对立观也是党内大一统的原则。正是通过消灭党内民主，一党专制才转化为极权专制，
阿伦特所说的这种“教育的恐惧”在“新极权主义”统治下的教育体制中被制造和再生。老师把灌输在自己头脑中的教条又灌输给学生，学生则用被灌输的内容来检验老师是否时时在作“正确”的灌输。
灌输和教育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运作的传统手段。极权主义统治与其它专制、暴政和独裁所不同的是，极权主义的“政治压迫”利用了意识形态运作这一独特的方法，其压迫的对象是人的思想和思想的人[18]。这种压迫如果实行得非常彻底又取得了成功，人就必然沦为不思想和不能思想的动物，极权主义统治的可怕即在于此。极权主义并不一定剥夺人们的基本生理需要（如吃、穿、住），但决不允许他们自由地思想。
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现代谎言”，它和“传统的谎言”有重要的区别。“传统的谎言”是针对“特定”具体事实的不实，它是用来欺骗“敌人”的；而极权主义的“现代谎言”是将“事实整个进行重新编织”，而且它是用来欺骗每一个人的，因此，编织谎言者“最终也成为自己谎言的受骗者”。[20] 在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存在着没有“阶级敌人”的“阶级斗争”、人民不能作主的“民主”、宪法随意遭到践踏的“宪政”、不让人自由说话的“言论自由”、既无权利又得不到法律保护的“公民”、权力和地位永远高于“人民”的“公仆”、对资本家比对工人更亲的“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代表”等等。
在意识形态管理方面，“新极权主义”既坚持极权主义政治统治的基本原则，坚决压制民间对民主化的要求，又允许大众文化及娱乐的活跃繁荣以及日常生活的非意识形态化，从而把民众的注意力引向对当局无害的方向。
无论极权主义下的现实如何与其正统意识形态尖锐对立，党都宣称它自己是永远洞察历史发展规律、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先进”力量。它凭借自封的至高至尊的地位，可以随意界定谁是“历史”或“人民”的敌人，可以在任何时候动用一切它认为必要的暴力去残酷地消灭它的敌人；它可以宰制经济、新闻、出版、司法、教育、文化等任何领域的活动；还可以凌驾在宪政制度之上，按照它的需要任意改变宪法条款或对宪法条款的解释。这就是各种极权主义专制与威权主义统治的一个主要区别。
在极权主义下，当局却依照其意识形态而“理直气壮”地把所有社会成员都归入其“领导”之下，实施现代社会里最严厉的思想管制，不容许任何人质疑它的永久的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更不允许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或社会活动上的任何独立性。
极权主义的一大发明是创造出一套其他社会中不会使用的专用“语言”，它以刻板而毫无活力的陈辞滥调为主要特征，但因为是“官话”而享有不容质疑的地位。这套“语言”曾有效地禁锢人的思想，将活生生的生活语言与丰富多采、多样不同的人的思想统一为同一个刻板的模式。
极权统治成功的最后秘诀在语言的运用，当社会成员使用的语言被“改造”成为适合于党国思想习惯的表达手段后，“一切另类思想”就不容易再生了[29]。
极权统治的关键在于，它用意识形态几乎彻底控制人的全部心智活动，不仅包括一切需要用字词表述的内心思想、感受、感觉、感情，还包括那些因无字词而注定只能在黑暗中闪现的意念。极权主义的“语言”体系掌握了它的被控制者后，被控制者们便对来自过去或其它国家的语言根本无法理解，因而抱有一种自然的、根深蒂固的敌意。
既然民众越来越不相信这些意识形态谎言，这些谎言就只能依靠靠强制手段才能维持着存在。在“新极权主义”下对传播者和受众双方而言，这样的谎言具有一种犬儒式的“透明度”，听谎者心知肚明，说谎者对听谎者的心知肚明也了然在胸；双方煞有介事地玩着“扮傻游戏”，只要谁也不公开说出来，谎言似乎就是真话。
“新极权主义”已经不再能支配人们的想法，于是它满足于控制人们真实思想的传播，也就是说，不让人们公开说出他们的真实想法。
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媒体和网站为了存活下去不得不加强自我审查。这种自我审查不仅贯彻在言论和观点的公开出版中，也贯彻在学术研究的选题、学校开设的课程、教师的课堂讲授、学生的论文导向等各个方面。
“新极权主义”社会中的“谎言文化”和“扮傻文化”从政治领域向社会生活的其它各个领域延伸，不仅存在于社会交往中，而且也在各级学校的教科书、考试和师生关系中不断复制和再生，“骗子”和“傻子”在不断地低龄化和日常生活化。
“新极权主义”是一个表面繁荣但人性堕落的时代。“新极权主义”的现实世界中，有字词无言论，有统治无共识，有杂志无信息，有报纸无新闻，有学术无思想，有欲望无目的。“新极权主义”是一个比后极权主义更加专制魔影缠身的政权。“新极权主义”是一个没有共同政治理念、没有共同价值前景的社会。
更多的人则是在物质满足中去寻找与“原子型”个体欲望相和谐的“幸福生活”。“新极权主义”严酷的思想控制，使他们有意无意地不断在回避有关如何走出极权主义统治死胡同、如何彻底与极权主义的过去决裂、如何在极权主义统治的价值废墟上重建人性规范和美好社会理想等问题。在人们能够公开地、免于恐惧地提出和讨论这些问题之前，他们将仍然生活在“新极权主义”的末世阴影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