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堅守著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
我堅守著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
儘管囚禁了劉曉波的身體，但中共當局已經無法讓劉曉波這個名字從公共生活中徹底消失。劉曉波的存在就如同一面照妖鏡，照出了中共獨裁政權的本質。只要劉曉波仍然被關押在獄中，無論戴上什麼樣的面具，中共都無法掩飾其猙獰面目。
在反思「文革」何以發生時，他指出，當時的全民狂熱感染每一個人，連呼吸中都充滿如火如荼的造反氣氛，人與人之間的殘忍遍及全社會的每個家庭，學習毫不留情的鬥爭哲學也是從娃娃就抓起、就做起。學校頻繁組織批判會，加上日常生活的耳濡目染，使十幾歲的孩子變成以殘酷為樂、為榮的劊子手。
劉曉波承認：「類似的殘忍行為以及對殘忍的自得其樂，我小時候沒少幹。這種行為與專門打砸搶、揪鬥別人的紅衛兵沒有什麼實質的區別。我們這些人，在一種野蠻的制度和教育之下長大，它崇尚暴力、培養仇恨、鼓勵殘忍、縱容無情，教給孩子們一種從娘胎裡帶出來的不拿人當人的殘暴兇狠。在視生命如草芥的年代，我們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充當過劊子手和幫兇，誰也脫不掉責任，洗不清自己！」
當那段青春定格成歷史，經過記憶的篩選和歲月的阻隔，也許會生出幾分浪漫情懷，尤其是後來者聽了這樣的描述，會有幾分莫名的嚮往。
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說：「人生充滿苦難，更苦的是這些苦難沒有意義，苦行者以自己的意志求苦難，從而賦予生活以意義。」
我的整個青春期生長於文化沙漠之中，我所賴以寫作的文化滋養，除了仇恨、暴力、狂妄，就是說謊、無賴、犬儒，這些黨文化的毒素餵養了整整幾代人，我便是其中之一，即便在思想解放的八○年代，也並沒有完全擺脫黨文化。
作為北師大的年輕教師，劉曉波深知中國教育的弊端。他尖銳地指出：「中國通過教育把人變成奴隸的技巧和一整套程序，達到世界上最成熟和登峰造極的地步。」他還說：「大學畢業生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廢物，碩士畢業生有百分之九十七，博士畢業生有百分之九十八、百分之九十九的廢物。」
它是我靈魂中的一道無法癒合的傷口，歲月不但無法抹去它，反而更加鮮淋。我的生命彷彿永遠停滯在這段時間中，它是墳墓，埋葬了三十四歲的我，誕生了不知自己為何物的我。
白傑明後來評論說：「在大屠殺之後，劉曉波決定留在北京，甚至在城市裡公開騎自行車，這一自殺性決定是上個世紀富有個人主義和英雄主義的中國知識分子悲劇的延續。」
人類自有文明以來所夢想著的，就是一個由慈悲、理性和公正所支配的社會。這難道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夢嗎？卡爾．波普（Karl R. Popper）在解釋何以他對我們這個亂糟糟的世界總是抱持樂觀時說：黑暗早就在那兒了，但光是新的，所以必須以關懷和勤勉加以照料。
反腐敗建議書：致八屆人大三次全會〉，提出近期改革的八項目標──「確立全國人大對執政黨和政府的獨立的監督機制，設立人大反腐敗委員會」、「人大為揮霍浪費國家財產制定特別法」、「實行法官終身制」、「考任制」、「制定國家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辦法」、「制定國家公職人員不能在任期內從事商業經營的法律」、「開放民間輿論監督」和「制定新聞法」，及與遠期改革的五項目標──「開放黨禁」、「實行權力分離」、「創立獨立的憲法法院」、「開放報禁」和「在憲法上明確私有財產的合法性」。
作為一名囚徒，如何不被長久的牢獄之災摧垮？劉曉波的心得體會是：「在極端嚴酷的環境中，只有保持樂觀的平常心，某一時刻的絕望才不會變成自殺的毒藥，特定的苦難才不會把人變成喋喋不休的怨婦，才不會陷於『為什麼我如此倒楣？』的自我中心深淵，才不會沉溺於『我是天下最不幸的人』的悲歎中而無力自拔，才不會覺得全世界的人都『欠我一筆還不完的債』，稍不如意就大發雷霆或哀聲歎氣，並將自身的冤恨、憤怒、悲觀、厭世、沉淪、頹廢等情緒，轉嫁給外在環境和親人、朋友及其他人。」
劉曉波特別欣賞秦耕提出的「愛獄如家」的觀點，他認為這既是一種難得的品質，也是獨裁制度下異議人士應該具有的「職業道德」。
整個中國對他來說就是一座「大監獄」，多年來，他都是從容地出入於「大監獄」和「小監獄」之間。與許多坐牢之後心理失衡的人相比，他始終保持著謙卑的心態。
《七七憲章》的核心人物哈維爾，在《零八憲章》發布之後，便敏銳地發現兩者之間的傳承性。他撰文指出：「三十多年後的二○○八年十二月，一群中國公民以我們的卑微的努力為楷模，做出了對人權，對良好的政府，以及尊重公民監督政府的責任的類似訴求──來確保他們的國家按照一個現代的開放社會的規則行事。他們發表的這份文件令人印象深刻。《零八憲章》的作者要求保護基本權利，增加司法的獨立性和代議制民主。」
作為一名體制外的知識分子，劉曉波從不認為自己對體制內人士抱有道德上的優越感。他甚至認為，體制內人士所做的某些工作，可能意義更大。體制內外的民主派，只要認同普世價值、反對一黨獨裁，就應當求同存異、互相支援。
在法庭上，劉曉波作了如下的自辯：「我反對獨裁化或壟斷化的執政方式，並不是『煽動顛覆現政權』。換言之，反對並不等於顛覆。」在這篇自我辯護中，劉曉波強調了言論自由的重要性：「一個政權不可能靠壓抑不同政見來建立合法性，也不可能靠文字獄來達成長治久安。」他呼籲中國早日告別文字獄：「只有從制度上根絕文字獄，憲法所規定的言論自由權利才能落實到每一位國民身上；只有當國民的言論自由權利得到制度化的現實保障，文字獄才會在中國大地上滅絕。」
一篇《零八憲章》不過區區四千零二十四個字，除以十一，每年三百六十五字。換句話說，等於一個字換來一天的刑期，這是一個巧合嗎？
七七憲章》的發言人、並為之付出生命代價的捷克哲學家帕托什卡認為，極權體制製造出了一種自願或被動地放棄良知的「退化人」：個體所扮演的角色退化為技術過程中的一顆簡單的齒輪，再確切一點說，便是非人性。
對於中國和劉曉波來說，這都是一個晚到的獎項。在一九八九年的大屠殺之後，本來該有一位這場雖敗猶榮的運動領袖成為諾貝爾獎得主，但是，趙紫陽的沉默，方勵之的避入美國使館，知識分子群體性的潰敗，學生領袖的輕佻，使得無人擔得起這一獎項。趙紫陽離戈巴契夫有很大距離，方勵之離沙卡洛夫也有很大距離，工人當中沒有湧現出華勒沙式的人物，「天安門母親」群體也還沒有出現。直到二十一年之後，諾貝爾和平獎的桂冠才落在劉曉波頭上。
一名內部人士描述了幾十人挑燈夜戰微博的盛況：「我們網站的整個審核部門幾乎都出動了，至少五十人，從晚上開始逐條審核、刪帖，有些人忙到半夜三、四點才回家，第二天一早七、八點繼續回來刪。」但是，發帖的速度總是比刪帖的速度快。
亞格蘭稱讚說：「中國的人權活動家們所捍衛的是國際秩序和國際社會的主流。如此看來，他們不是什麼異議分子，他們所代表的是今日世界的普世價值和標準。劉曉波否認對中國共產黨的批評等同於對中國和中華民族的侮辱。他堅稱，『共產黨』即便是執政黨，也不能等同於國家，更不能等同於民族及其文化。」
劉曉波在入獄前不久的一篇文章中寫道：「甚至每天生活在嚴密監控之下的生活，反而對中國的前途抱有樂觀的信心，因為我從和那些警察們打交道的經驗切實感到，這個非人的政權是心虛的，連它的專政工具說起話來都無法理直氣壯。」
也許是歷史給人們的一個警示：劉曉波是第二位在獄中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第一位獲獎的「囚徒」是揭露納粹德國祕密擴軍、提醒公眾警惕納粹危險的德國記者奧斯茨基。奧斯茨基和劉曉波兩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繫獄的遭遇，深刻表明了納粹與中共之間的相似性。
也許是歷史給人們的一個警示：劉曉波是第二位在獄中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第一位獲獎的「囚徒」是揭露納粹德國祕密擴軍、提醒公眾警惕納粹危險的德國記者奧斯茨基。奧斯茨基和劉曉波兩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繫獄的遭遇，深刻表明了納粹與中共之間的相似性。法國思想家雷蒙．阿宏（Raymond Aron）指出：「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同樣地排除一切自由。首先是政治自由，其次是個人自由，再就是思想自由、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科研自由，一切自由都銷聲匿跡。」所以，這兩個政權都將追求自由的公民關進監獄。
奧斯茨基於一九三八年因重病去世。去世之後，納粹政府禁止在墓碑上刻寫他的名字，甚至強令他的妻子改姓，希望「歷史永久地忘記這個人」。然而，僅僅七年之後，希特勒便在陰暗的地堡裡自殺，第三帝國灰飛煙滅。奧斯茨基的事蹟卻被寫入戰後德國的教科書之中，在柏林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街頭還矗立著他的塑像。
「文明就像一層薄膜，一觸即破」，裂口處便會冒出野蠻行為。任何人都不能低估極權主義的腐蝕性和民主制度的脆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