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告诉我们，比战争导火索更为重要的是奠定战争基础的结构性因素：在这类条件下，可控事件将会逐步升级到无法预见的严重程度，并产生难以想象的后果。
修昔底德告诉我们，比战争导火索更为重要的是奠定战争基础的结构性因素：在这类条件下，可控事件将会逐步升级到无法预见的严重程度，并产生难以想象的后果。
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当一个崛起国威胁取代现有守成国时，自然会出现不可避免的混乱。这一局面可以发生在任何领域，但在国际事务中这一概念的内涵最为危险。
从1860年到1913年，美国取得了卓越成就，一举超越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并震惊欧洲，这一时期美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4%。[12]自1980年起，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0%。根据金融学的72法则，即用72除以年增长率，以确定经济或投资何时会翻一番，由此得出结论是中国经济每7年翻一番。
这种新的权力平衡被称作“地缘经济学”（geoeconomics），即利用经济工具（从贸易和投资政策到制裁、网络攻击和对外援助）实现地缘政治目标。
这一现象我将之命名为修昔底德陷阱：即当一个崛起国威胁到守成国的主导地位时，会引起严重的结构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仅是非同寻常的、未曾预料到的事件，哪怕是外交事务上一丁点的寻常火苗，都能够引发大规模的冲突。
当国家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能为了真正的国家利益而采取行动时，这往往是因为其政府内部各方没有达成一致，而只能制定出反映各方妥协结果的政策，而不是因为某个连贯一致的高见。
这些战争提醒我们，在调整现有安排、制度和关系以反映均势变化时会出现修昔底德陷阱项目所称的“过渡性摩擦”（tran-sitional friction）。在这种互动中，崛起国通常认为制度的变化不够快，并将拖延看作守成国决心遏制它的证据。而守成国认为，崛起国过于雄心勃勃，要求调整的速度超过与其匹配的实力或者超过了安全的范围。
费正清总结道，中国传统的外交政策包括三个关键原则：要求取得区域“支配地位”，坚持邻国承认并尊重中国固有的“优越性”，愿意使用这一支配地位和优越性来协调与邻国“和谐共存”。[
亨廷顿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本书的篇幅论证他的观点，指出西方社会和儒家社会有着五种不同倾向。首先，正如他所指出的，儒家文化反映了一种民族精神，它强化了“权威、等级制度、个人权力和利益的从属地位、共识的重要性、避免对抗、‘爱护面子’，以及普遍来说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的地位”。他指出这些态度与“美国对自由、平等、民主和个人主义的信仰”是不同的。而且，他强调美国人“不信任政府、反对权威、提倡制衡，鼓励竞争，并将人权
亨廷顿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本书的篇幅论证他的观点，指出西方社会和儒家社会有着五种不同倾向。首先，正如他所指出的，儒家文化反映了一种民族精神，它强化了“权威、等级制度、个人权力和利益的从属地位、共识的重要性、避免对抗、‘爱护面子’，以及普遍来说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的地位”。他指出这些态度与“美国对自由、平等、民主和个人主义的信仰”是不同的。而且，他强调美国人“不信任政府、反对权威、提倡制衡，鼓励竞争，并将人权神圣化”。[454]
中国遵从孔子的第一戒律：“恪守本分。”[466]对于中国人来说，秩序是核心的政治价值，除此以外便是混乱。和谐秩序是由一个等级制度所衍生的，社会中的每个人不仅处在一个位置上，而且知道自己的位置。
恩在书中解释说：“每个国家的社会都是福祉，但政府即使在最佳状态下，也是一种必要的恶（necessary evil）；在最糟糕的状态下，更是一种无法忍受的恶。”[468]
用李光耀的话来说，中国将坚持“作为中国被接纳，而不是西方的荣誉成员”[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