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国民教育，当它是民主的公民教育时，可以帮助人民变得更智慧，更有自我治理的能力。然而，当它是专制统治的臣民教育或党民教育时，它却使人民变得愚昧、盲从，既没有自我治理的能力，也没有自我实现的意愿。我们关注国民教育，期待的是第一种，同时也需要警惕第二种，因为第二种国民教育是一种有毒害作用的“教育”，它伪装并掩盖了发明者想要支配和控制人民的权力欲望，而这种权力欲望带来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压迫、奴役和专制。
现代的国民教育，当它是民主的公民教育时，可以帮助人民变得更智慧，更有自我治理的能力。然而，当它是专制统治的臣民教育或党民教育时，它却使人民变得愚昧、盲从，既没有自我治理的能力，也没有自我实现的意愿。我们关注国民教育，期待的是第一种，同时也需要警惕第二种，因为第二种国民教育是一种有毒害作用的“教育”，它伪装并掩盖了发明者想要支配和控制人民的权力欲望，而这种权力欲望带来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压迫、奴役和专制。
非民主国家中的国民教育是自上而下的，它的第一要义往往是坚持某某主义、服从某某领导、遵奉某某路线，成为一种实质的臣民教育。民主国家中的国民教育以普遍的民主价值（自由、平等、尊严、人权）代替了一党一派的教义。民主国家不承认任何自称理应替人民做主、理应成为人民之主、理应教育人民的“在上者”（个人或者政党）。所以民主国家的公民教育一定是公民社会内的学校教育和公民的自我教育。
公民教育不会要求教育对象去热爱或忠诚于某政党及坚持那个党的什么主义、路线、原则，但却仍然会把“忠诚”当作一项公民美德。公民有忠诚于公民国家和公民社会的责任，这种忠诚被称作“公民爱国主义”，有时也被称作“宪法爱国主义”。公民所忠诚的那种国家保护公民拥有不可让渡的权利，如选举权以及言论、新闻、集会、结社的权利。“
在非民主制度的国家里，宪法可以规定人民拥有某些公民权利，但实际的权力制度却并不允许他们运用这些权利。由于制度的失衡和权力的专制，公民事实上并不拥有那些纸上允诺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仍然会被要求“爱国”，而且也确实会感觉到自己是在“爱国”。这可以称作“国民爱国”。
在公民爱国的情感中有理性判断的因素，“爱”不是盲目被动的，爱需要理由。爱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认同，一个国家之所以值得认同，乃是因为它维护公民社会所共同认可的基本价值（自由、平等），使他们的集体存在有尊严（人权）、有道德目的（正义），并符合他们认可的公正程序（法治、公正的政治代表机制）。因此，公民的爱国并不表现在一味地顺从国家权力，而在于要求和督促国家权力不要破坏公民群体所共同珍惜的东西，尤其是人的尊严生活所必需的那些民主价值。在特殊情况下，公民爱国甚至可以通过公民不服从来表达。这是公民爱国和国民爱国的一个根本区别所在。对于公民爱国来说，爱国主义教育不只是在课堂或学校里传授某种知识或灌输某种感情，而是引导一种有价值意义和目的内容的国家认同，并通过公民参与的行为体现这种认同，实现这些价值。
民的爱国并不表现在一味地顺从国家权力，而在于要求和督促国家权力不要破坏公民群体所共同珍惜的东西，尤其是人的尊严生活所必需的那些民主价值。
政府的一切财政收支行为必须置于人民及其代议机构的控制、监督之下，这意味着立法机构必须由民选产生，不允许存在任何超然于人民授权之上的权力，也不允许任何一级政府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这是法治政府和专制政府的界限之所在。
在20世纪之前，世界文学中只有乌托邦文学而没有反乌托邦文学，这也是因为人类当时尚不具备帮助洞察乌托邦危险的经验。没有反乌托邦文学，那不仅仅是因为作家缺乏想象，而且是因为根本无从想象。归根到底，是人类在20世纪所经历的极权专制的惨痛经验造就了反乌托邦的文学想象，也造就了这种文学形式。
民主政体把人当成是自由、平等、有尊严、应该享有自然权利的个体，而专制政体则正好相反，它们以国家、政党、主义或者共同理想的名义来否定和取消这种个体人的合理性，代之以对生命个体的全面宰制和操控。
无论学生的精通程度如何，他们都只能通过伟大的书来接近不再是学生的老师，接近最伟大的心灵”。36接近最伟大的心灵，也就是阅读那些在历史长河中，最为一代又一代思想求索家们不断思考与讨论的经典。
极权政体彻底控制与思想、言论、新闻有关的要害领域，教育是被管制得最严厉的领域之一，和宣传一样，被严格控制。这样的教育虽然与民主国家的教育一样被称为“教育”，但实际上已经成为政治权力控制国民思想和培养子民的工具。这与民主国家中学校教育作为公民社会文化机制的一部分，起到培养民主公民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
人类以自己的理性推导出自己必须服从的法和道德，是因为人类可以凭理性得知，如果不能在稳定、法治的社会中进行合作，人便不可能获得安全，而要想有一个稳定、法治的社会，则必须有一个可以相互承诺和信任的社会契约，建立一种可以成为法律和法治基础的社会盟约，这往往就是“宪法”。
这种极权的国家主义并不单纯是德国传统国家主义的传承，而是国家主义的变异。它把极权政党的利益放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并将这两种利益混为一谈，成为一种实质上的党国主义。
纳粹统治德国，依靠的不仅是完全由纳粹控制和操纵的国家机器，政府、各级纳粹党组织、党卫军、冲锋队、警察等，而且更是无处不在的纳粹意识形态，它渗透到德国社会、文化、教育和家庭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确保纳粹政党成为德国主权的内核。正是由于纳粹政党实际上已经成为德国主权的内核，德国的国家主义才会按照纳粹的意志转变为符合纳粹党利益，并为它的利益服务的党国主义。
极权统治从内心扭曲人们的心灵，营造了一个由恐惧和不信任来维持的假面社会。作为这样一个社会的成员，教师们无论是积极争取进步，要求入党，还是紧跟“主旋律”，用纳粹思想教育学生，都很难从他们的行为推导出真实的动机或心理原因。
在纳粹的极权统治制度中，学校进行的是一种由统治政党意识形态指挥的党化教育。这种党化教育渗透到教育的每一个环节之中，而在每一个环节中使这种党化意识形态顺利发生作用的正是无数直接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
党化教育迫使人们不断进行思想的相互纯洁和自我纯洁，它在课堂里发生之前，早就先已经在许多教师的头脑中发生了，并成为他们的思维和行为习惯。没有这样的教师，党化教育是不可能在学校里有效贯彻的。
渗透着党国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教材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强制或诱使学生和老师不断操练假话和套话。就算一个教师在内心深处或私底下对党有看法，他所使用的教材，被安排的课程，甚至他“为人师表”的内容，也都使得他不能不为党化教育服务。
在民主国家里，私立学校可以自行选择教材，教材的编写也无须经过权力集中的管理机构的审查。公立学校在决定使用何种教材时，也有民主的讨论程序。即使在教材决定后，家长们仍可以提出他们自己的异议或要求，因为家长对子女教育的监护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在极权国家里，教材的编写和审定都是受党国权力控制的，即使教材允许“选择”，那也是在寥寥数种政治同样正确的教材之间进行选择，绝对不可能发生“出格”的事情。教师对教材发表意见，也绝对不敢“出格”。
这就是极权意识形态统治力的效能所在，它让每个国民都知道什么是政治正确，如何随时随地与它保持一致。
这种无处不在的政治正确，就是科拉考斯基（L. Kolakowski）所说的由“完全的权力”（total power）所维持的“完全的意识形态”（total ideology）：“完全的权力和完全的意识形态是相互紧绑在一起的。意识形态具有一种最强程度的‘完全’，任何宗教信仰都达不到这个程度。……它的目标不只是要宰制和管制每个人的私人生活，而且根本就是替代私人生活，把人变成意识形态口号的复制品。
如科拉考斯基所说，在完美的极权中，谎言不是谎言，“如此完全的意识形态使得完美极权社会中的‘谎言’有了一种特殊的功能和特殊的意义，这种功能是如此特别，如此具有创造性，以至于连‘谎言’这个字也词不达意了”。
在极权国家里，国民必须有相同的正确表现，教师在学校里的行为被完全模式化了。教师们都忠于党，按党的要求去做，他们在学校的行为并不仅仅是“好教师”行为，同时也是“好国民”行为。当一个“好国民”，就是像所有其他国民一样对领袖、党和党国表现绝对的忠诚。“
纳粹德国实行的是一种彻底的以国家主义为旗号的党化教育，这种教育从儿童开始，在课程、教学、教材、师生关系的每一个环节上都贯彻纳粹的极权统治原则。
许多青年人本来就缺乏理智，思想不成熟，并且有青春期的心理和性格弱点，青年人的这些特点未必一定是党化教育的结果，但却使得他们很容易被利用，成为听凭极权统治操纵的工具和武器。纳粹上台的时候所利用的正是那些虽非由他们直接培养，但却很容易被他们利用和操纵的“热血青年”。
这位德国上尉接受反人道罪行审判的事，是一位曾经在“文革”时当过“红卫兵”的中国人在反思自己的过去时叙述的。这位中国人想知道，纳粹德国的那一代年轻人是怎么被教育出来的，就像他想知道自己这一代人是怎么被教育出来的一样。
而在读到别人的历史和别人对自身的剖析之后，我想我们有必要明白我们这块土地曾发生的事情，我们有必要回答那个总是被回避着的问题——这些坏人究竟是怎么教育出来的？”58这些坏人究竟是怎么教育出来的？——这正是我们在回顾德国纳粹教育的时候也不能不对自己提出的问题。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汉娜·阿伦特从极权主义原型的特点中概括出它成功统治的三大要素，它们分别是暴力和恐惧的统治，迫使人民成为相互隔绝的、无助无援的散沙个体，以及充分运用“组织”和“宣传”的力量。阿伦特亲身经历过她所思考的极权主义中最为成功的一种，那就是德国纳粹的极权。她对极权主义三要素的总结便是从她的直接经验中观察得出的。
由于这个人群中每个人的高度原子化和孤立化，他们不再拥有共同的世界，不再能按照共同的政治和人格价值自由交往，也就不能形成真正的人际社会。他们之间之所以有联系，是因为一起被挟裹在某种“运动”之中，一起跟随某种意识形态的召唤，一起服从某种不可抗拒的政治权力，一起崇拜某个魅力无限的领袖，一起陷身于他们无力改变的制度之中。
在极权主义的统治下，“散沙群众”型的人民不能拥有公共生活的共同价值和正义秩序，他们不过是以相互隔绝形态聚合在一起的、缺乏真正公共性的人群，也就是勒庞所说的那种“乌合之众”。
东德统一社会党政权的宣传体制模仿苏联模式，分为“宣传”和“鼓动”（或动员）两个部分。宣传着重在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建设，以历史的必然发展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共产党的先进性为内容对人民进行长期的教育，而“鼓动”则是直接动员群众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政策，投入实际的工作行动。
上自党内高层领导，下到各级官员，报告、公文、讲话、指示中引述党的文件，以示贯彻党的精神，有冠冕堂皇的官话才能证明思想正确、立场坚定。政治立场的明确和正确需要用正确的语言、说法、口号来表现，所以翻来覆去地说，翻来覆去地领会、解释，大家牢记熟背、使用起来习惯成为自然，结果人云亦云，有口无心。在中国，这样的语言被嘲笑为假大空，在德国，这种语言被嘲笑为“党版中国话”。
党的宣传要求新闻从“正面报道”，所以总是尽量不让坏消息曝光。它认为，坏消息不利于稳定人心，也可能被别人利用，所以，坏消息也成为一种不能泄露的“国家机密”。
极权宣传的第一个内在缺陷是为自己设置了不切实际的目标。不切实际的目标注定只能有自欺欺人的结果。极权宣传自称代表绝对真理，并企图统一所有人的思想，它必须证明极权政权及其意识形态绝对正确，证明其领袖的绝对英明、制度的绝对优越、政策的绝对正确等等，并以此为理由要求所有人的绝对服从。绝对的正确必然需要绝对的权力来支撑，而绝对的权力又必然带来绝对的腐败。
极权宣传的第二个内在缺陷是自我评估机制失灵。极权宣传表面越成功，就越无法评估自己实质是多么失败。极权宣传是一种典型的以“正确行为”代替“正确思想”的宣传。它的有效性可以从人们没有公开的不正确行为来评估，却无法从人们没有不正确思想来评估。
极权宣传的第二个内在缺陷是自我评估机制失灵。极权宣传表面越成功，就越无法评估自己实质是多么失败。极权宣传是一种典型的以“正确行为”代替“正确思想”的宣传。它的有效性可以从人们没有公开的不正确行为来评估，却无法从人们没有不正确思想来评估。极权宣传深知这一点，由于无法评估它对人们思想的控制效能和程度，它处在一种持续的不安、提防、焦虑、戒备状态之下，因此事无巨细，丝毫不敢马虎。对思想的审查和管制因此也必须延伸到所有的文化、出版、新闻、言论、文艺、娱乐领域，任何一点疏漏都可能对整体控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也就是埃吕所说的，成功的宣传必须是无一遗漏的“整体宣传”。
宣传的效能只是强迫人们把自然的想法从公开转为隐蔽，强使人们的公开行为与真实想法之间不再对应，甚至完全相反。思想的是一个样，公开行为又是一个样，这就形成了哈维尔所说的那种“在谎言中的生活”。人们知道在公开的场合下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
极权宣传的第三个内在缺陷是，党逻辑的意识形态无法控制人对经验世界的感受。
东德宣传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必然在历史中取代资本主义，但经不起东德人与西德的经验性比较。东德宣传总是说“社会主义民主”比西方的“自由民主”更民主，但人们的经验事实是，公民并不能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选举。东德宣传总是说东德的社会比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光明道德，但人们在这个社会中看到的却是普遍的虚伪、谎言、阴谋、暴力和非正义。
这令叶甫图申科非常感慨：“我突然觉得明白了，今天的年轻一代没有任何了解过去悲惨事实的知识来源，因为书里和教科书里都是不记载的。就连那些曾经在报纸上刊登过的文章，提到谁死了，也还是对死亡的原因保持沉默。……沉默代替了事实，而沉默其实就是谎言。”
人民“获得”的“国家历史”是那些记录下来，或者说被权力允许记录下来的“事件”，而那些没有被记录或不被允许记录下来的事件，就此被武断地从国家历史中剔除，也从族群记忆中排斥出去了。因此，对历史真实保持沉默，虽然是从改写历史开始，但最终却表现为族群的集体忘却。每个沉默的个人，每个在族群中按权力意志来记忆或忘却的人，都参与在以沉默代替真实，以沉默维持谎言的共谋之中。
记忆必须由集体来保存，但记忆同时也是每一个记忆者自我剖析、反省和忏悔的机会。这样的自我反省能使记忆成为一种打破沉默咒语的行动，一种对“正统记忆”的有意识的反抗。集体失忆总是与权力制造和强加“正统记忆”同时发生。正统记忆是由统治权力所主导的，是用来加强集体失忆，代替集体记忆的伪记忆。
“一致通过”和“完全一致”贯彻在党的宣传语言套话中，在这种套话中，不仅党中央完全一致，全体党员完全一致，而且连“党领导下的人民”也是全体一致的。
在相互监督的组织化环境里，每个人都必须有好的表现，不光自己要有正确行为，而且还要揭发别人的不正确行为，告密和打小报告于是成为一种以揭发别人不正确行为来证明自己正确行为的正确行为。为了生存，每个人都必须学会谨言慎行，管住自己的嘴巴，因为说正确的话乃是最根本的正确行为。
生活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许多人并不“感觉”到恐惧，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对恐惧已经麻痹，已经习惯于恐怖生活，或者已经失去了对恐惧的感觉，而且也是因为极权经常是“合理地”使用恐惧，并不总是在“滥用”恐惧。“合理的恐惧”可以让人的恐惧显得不那么恐惧。而且，除了很少数的例外，一般人犯下政治错误，遇到麻烦，会觉得自己理亏在先，怪自己不小心，或者怪自己太愚蠢，本不该“明知故犯”或“鸡蛋碰石头”。他们看到别人触犯禁忌，遇到麻烦，吃到苦头，就会庆幸自己幸亏没有那么做，也会责怪遇到麻烦的人自讨苦吃。一般人渴望过“太平日子”，不喜欢“无事生非”，“庸人自扰”，喜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坏事（被逮捕、惩罚）发生时，总是先责怪“不识相”的人自己招惹了统治权力，无端多事，不自量力。这种普遍的“责怪受害者”心理便是由“合理恐怖”所造成的，也是极权统治精心培植、鼓励和利用的一种大众心理。在这种心理支配下，沉默和顺从成为交换安全无事的代价，每个人都变得能够接受统治权力的“合理要求”：别人的事情，你不要多管闲事，他倒霉是因为他咎由自取，你不要像他那样，就自然能平安无事。
在一个大多数人都是这么“聪明”和“理性”的社会里，即便出现一些异见思想，极权统治也总能找到有效控制的办法。有人以为，政治异见思想一旦出现，就会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其实并非如此，格拉德威尔（Malclom Gladwell）对此有过论述。他认为，一般来说，很难精确预测哪些异议特别具有传染力，特别容易扩散，这就像很难预测哪种流行病菌会在哪一年流行一样。一方面，总是会有不止一种异议在悄悄传播，直到某一种突然越过了“临界点”，一下子传染开来，连时时防守者也觉得出乎意料。另一方面，制止一种异议的方法也同制止流行病相仿，无须把异议从每一个人头脑中抹掉，只要能有足够多的人停止散播就可以了。这就像扑灭流感并不需要人人打预防针或接受治疗，只要有足够多的人不传播病菌就可以了。那些被禁止公开谈论或讨论的历史事件，只要大多数人不再想它，不再去说它，它也就得到了控制。但是，永远无法预料，什么时候、在哪里、会因为什么事情、又一下子会出现了多大面积的民众异见。但是无论何时出现这样的情况，扑杀的办法是一样的，那就是，让足够多的人对传播异见心怀恐惧，让足够多的人至少在公开行为中保持顺从和沉默。当大多数人不再公开表示某种异见时，异议的传播也就停止了，所以，让大多数人对某事保持沉默，是让异见从公共话语中消失的有效方法。
政府以各种禁令来管制公民的日常行为，公民社会就无法成熟起来。而一旦社会不能发挥道德舆论作用，民众道德就只好托付给官吏和政府，失去自我完善和纠正的功能，于是便会形成了一个大政府、小社会的恶性循环。今天，无论是“儒家道德”（台湾地区、新加坡、泰国），还是“自由民主道德”（美国、欧洲），都没有像当今的中国陷入如此深重的道德危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些道德文化是在相对独立于国家政治权力的公共社会中由公民群体自己维持的，因此具有自我完善和自我纠正的功能，这是中国社会所缺乏的。
阶级斗争的核心就是仇恨和暴力，阶级斗争的仇恨和暴力本来是用来对付“敌人”的，但是，它的对象却随时在变化并扩大，以致许多本来是“我们”的“自己人”也变成了这种仇恨和暴力的牺牲者。
阶级站队、六亲不认、残酷斗争、损人利己、相互戒备、告密诬陷、出卖背叛、结党拉派、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极端功利主义。
法律反映的是一个群体选择要提升的价值，选择要保护的权利，选择要追求的目标。在这样的立法制度中，订立法律的不是政府或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某个政党，而是公民和由公民推举出来代表他们的立法者。实行法律的也不是专制掌权者和他们的党羽，而是民选的行政官员和独立的法律人士及民间陪审员。
传统的红色革命不但没有能动摇，反而以新的形式加强了“圣化文化”。红色时代的“革命圣人”（领袖、老一辈革命家、烈士、干部）代替了传统中的“圣人”；同样强调革命圣人对于民的养育、教化关系；同样把“民”放置于对“圣人”的依附地位；同样地把民当作没有、也不需要独立思考能力的非能动主体；同样把民当作统治对象来宰制和驾驭。这样的民形成了以奴性、麻木、愚昧和盲目服从为特征的国民性，也使得以自由、理性个体为基础的法治和道德罪感无法在中国成为有效的道德文化因素。
长期主导和影响中国公共言论的独语式宣传是造成中国的不讲理、非理性公共语言的主要力量。这种宣传语言充斥在报纸刊物、广播电视、大众传媒、文化产品、教育用书中，成为对民众语言的日常教育，起到了极大的潜移默化作用。它对人们的事理认知、说理方式、心理期待、逻辑运用、语言习惯都有深远而持久的负面影响。
这些新的宣传手段被当作“开放民主”的举措，甚至想借此到国外增强宣传“软实力”。但它显然低估了民主国家中人们对“宣传”的厌恶、反感和不信任。这些新形式的手法并没有改变原先宣传的性质，只不过是在帮助它从先前的“黑色”宣传（全谎言宣传）过渡到“灰色”和“白色”宣传（不同程度的半真半谎式宣传）而已。这种变化了的宣传经过了重新包装，但仍然是维护专制权力统治的主要工具。它的话语环境仍然是非自由的，因此也是非理性的，它必须依靠强权压制而不是平等交流来得到维持。
其他例子如，1957年宣传“右派”要杀共产党；1958年宣传万斤亩产；1960年宣传因“苏修”逼债而发生自然灾害；“文革”中宣传“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神州大地到处莺歌燕舞”、“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等等。
僵化、程式化的宣传语言发展出一整套能适用于各种正式场合的套话，报道时事、攻击敌人、效忠领袖、热爱祖国、人民团结、表扬先进、检讨错误、开场白、祝贺词，甚至连死人的悼词也不例外。即使是在非正式场合，那一套语言依然阴魂不散。套话使人在不思想的状态下照样可以滔滔不绝。
正如顺口溜所说的：“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接见没有不亲自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领导没有不微笑的；问题没有不解决的……”
凡是自己喜欢的，定用“好词”，正如顺口溜所说的：“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接见没有不亲自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领导没有不微笑的；问题没有不解决的……”
凡是自己不喜欢的，必用“坏词”，还没说什么，用词先已经预先设定了贬义：“密谋”、“公然”、“妄图”、“一小撮”等等。无需分析、辩驳，便斥之为“一派胡言”、“猖狂攻击”、“大放厥词”。
虚假、强梁的宣传及其非理性话语会对整个社会的文化、道德、心态、思维方式造成持久的伤害。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语言的暴力，它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础就是奉行“强权即公理”，“政权即镇压职权”，以及无需程序合法性的权力运作。它的洗脑作用使人们把谎言当作真理，因而陷入一种比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更可怕的境地。
那些历史上强制性的实现“好生活”的途径和手段，都是为了教育人们什么是好生活，如何把这样的好生活永远延续下去。然后，这种强制的好生活充满了欺骗、权术、暴力和恐怖，它给无数的人们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深重的苦难。这样的教育，即使是出于像柏拉图那样真诚高尚的动力，或者完全与权力意识形态的宣传欺骗无关，也还是使人觉得不寒而栗。
学校的教育目的是把学生培养成为能够作出自由、理性选择的公民，不是向他们灌输某种带有国家主义色彩的、强制性的“好”（如某主义、路线、原则或理想）。
以培养自由、理性思考能力为目的教育，尊重人的多元选择，是一种开启民智，而非灌输固定想法的教育。
文革”的时候，中国人生活在极端的物质和精神匮缺之中，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充满了暴力、残害和非正义，但是仍然还是有许多人觉得自己是在过着一种莺歌燕舞的好生活，不仅如此，他们还真的以为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盼望着得到同他们一样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