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这个集权型、统制型和逆淘汰的政体，才是一切灾祸的根源。一个落后而野蛮的前现代政体，绝不可能为国民提供公正、高效和优良的现代化治理。
当前这个集权型、统制型和逆淘汰的政体，才是一切灾祸的根源。一个落后而野蛮的前现代政体，绝不可能为国民提供公正、高效和优良的现代化治理。
在相关病例出现后的很长时间里，几乎没有独立的专业媒体对疫情进行调查和报道，也没有医学专业人员向公众提供独立的专业意见，更看不到社会公益组织在其中发挥作用。这绝不是说，中国没有好的记者、好的医生或热爱公益的公民；而只能说明，政府对社会与民众长期的严密管控，几乎已完全摧毁了中国社会的组织和自救能力。武汉方面在封城前22天，还在查处公开疫情的市民，可见当局对社会的压制是何等严密与蛮横。
管控人民最严密的政府，一定也是保护人民最无能的政府，这是一条与物理法则几乎一样可靠的政治法则。 这是因为：（1）即使是专制或极权政府，它所掌控的资源也是有限的，长期将资源优先分配给管控民众和压制社会的需要，就一定会挤占用来保护与服务民众的资源；（2）长期将管控民众或“维稳”视为要务，必然会削弱政府保护民众的意识和能力，就像一群长期严密管控囚犯的狱吏，不可能在囚犯之中出现健康危机时，立马就能变身拯救囚犯的爱心天使；（3）由于专制政体的逆淘汰机制，只会将那些品性和能力极差的人，送上各种极为重要的官位，这些人平时人五人六、作威作福，一旦面临重大危机，就一定是六神无主、进退失据。（4）官员们的权力并非源于民众的授予，也不受民众的控制，官员和民众之间并无紧密的联系，两者完全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官员们因而不可能理解民众的担忧、痛苦和期盼。
为了让每一个人都生活得更安全、更有尊严，全体国民共同表达政治意志（主要是制定宪法），来创设必要的政府机构，并委托部分国民行使政府权力，同时又用宪法持续而严密地限制、规范和约束政府权力。
现代政体下的政府，它的权力虽然应是有力的，但也必须是有限的。政府权力应该强到足以履行正常的职能，却不能强到压制个人自由和社会自治。
由于中国庞大的治理规模，中央集权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央决策与地方政策执行的矛盾。这种矛盾导致了权力集中与有效的地方治理之间的根本紧张关系。矛盾的根源在于：权力集中的程度是以牺牲地方治理的有效性为代价的。也就是说，权力的集中使决策权和资源远离了那些在问题解决中拥有更准确信息和能力的层级。反之，地方治理能力的增强意味着地方权力的扩张，往往导致（或被解释为）偏离中央，从而构成对中央权力的严重威胁。
当前这个集权型、统制型和逆淘汰的政体，才是一切灾祸的根源。一个落后而野蛮的前现代政体，绝不可能为国民提供公正、高效和优良的现代化治理。
另一方面，在相关病例出现后的很长时间里，几乎没有独立的专业媒体对疫情进行调查和报道，也没有医学专业人员向公众提供独立的专业意见，更看不到社会公益组织在其中发挥作用。这绝不是说，中国没有好的记者、好的医生或热爱公益的公民；而只能说明，政府对社会与民众长期的严密管控，几乎已完全摧毁了中国社会的组织和自救能力。
管控人民最严密的政府，一定也是保护人民最无能的政府，这是一条与物理法则几乎一样可靠的政治法则。
中国现行的落后政体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这种不民主和不尊重公民权利的前现代政体，是绝不可能具备现代治理能力的。如果人民不能控制政府，不能有效地约束政府权力，然后却指望政府能有效地保障人民的安全，那就无异于痴人说梦了。
这些问题不是发生在个别官员身上，而在于整个官僚机构都被命令以这种方式应对这些不和谐的信息。
中国现行的治理机制是自上而下的决策执行机制，而不是自下而上的信息汇集和传递机制。
由于中国庞大的治理规模，中央集权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央决策与地方政策执行的矛盾。这种矛盾导致了权力集中与有效的地方治理之间的根本紧张关系。矛盾的根源在于：权力集中的程度是以牺牲地方治理的有效性为代价的。也就是说，权力的集中使决策权和资源远离了那些在问题解决中拥有更准确信息和能力的层级。反之，地方治理能力的增强意味着地方权力的扩张，往往导致（或被解释为）偏离中央，从而构成对中央权力的严重威胁。
如果我们所面对的只不过是一场天灾，那为什么在98年的抗洪、03年的非典、08年的地震等一次次举国动员、可歌可泣、付出了无数牺牲的同自然灾害的斗争后，我们平日引以为豪的举国体制仍然一败涂地？除了为灾害中个人的牺牲潸然泪下、为英勇无畏的领导歌功颂德之外，天灾还教会了我们什么？
在这一政治结构中，主政官员的政治生命承受着来自上方的压力和监督，却无须向位于他下方的更接近基层的官员、以及这一结构终点处的被治理者负责，而后者亦尤其缺乏对前者的问责渠道。
「传谣者」—「辟谣者」的指认本身就已经包含了权力属性，因为它从命名上就已经暗示了从哪些渠道得来的知识形态可以被认定为正确的。「辟谣者」的身份是刚性的，主导知识形态从「辟谣者」那里得到生产，也反过来为「辟谣者」进行奠基。「辟谣者」通过在话语场中将自己和「真理」和主导知识形态重复缝合，从而达到与「真相」的强制性联结。但更重要的是，「真理代言人」的身份给予了「辟谣者」判断哪些描述符合「真相」、哪些不符合的权力，从而控制着「正确」信息的判定传播、流通和合法化。
凡是出现社会运动就必然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不明真相的群众」和「不可告人的目的」。它们成为执政者处理公共危机时必不可少的话语策略，不是没有理由的。对于国家层面的执政者而言，这里关系到政权的合法性这一致命的问题。现存政治哲学的基础在于设定了一种能够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群体，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政府也就顺理成章地具有了先验的正当性。然而，在实践中，这套正当性推理日益瓦解。政府既难以推行一个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的国家赖以建立其合法性的价值观，又由于现存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仍然是绩效型的而非法律－选举型的，难以确立国家镇压的合法性，只有使用一套 “冷战” 的话语策略才能勉强维系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在这套话语策略之下，任何对于政府的抗议，都会被用一种敌对的思维作出解读。
回到新闻自由。即使是从务实的政策角度讲，自由的信息流通也不仅不会导致社会混乱，反而会增强社会的稳定性。因为信息越受严格审查，「不和谐」的声音就越不容易出现，人们对于「不和谐」声音的阈值就越高。随着对于「不和谐」这一标准的提高，刺耳的评论消失后、温和的批评就刺耳了，在温和的批评消失之后、保持沉默甚至不那么用力的夸赞都会变得可疑起来：因此「不和谐」的声音不可能被消除，但言论的阈值会越来越高，如同一根绷得越来越紧的弦一样，直到绷裂。
为什么为缺乏防疫保护的环卫工人募集口罩的是一群学生自发形成的组织、而不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呢？为什么全国各地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志愿组织都是不得不自发形成的、而已经发布了所谓「行动令」的共青团却还在道德高地上用键盘指点江山呢？最重要的是：为什么武汉与湖北省的医院已经绝望到直接向社会各界募集款物、在全国四处行动起来之后还是发出了物资即将用尽的哀号——曾让人引以为傲的「举国体制」，哪去了？
但是在我国，出于长久以来的一些政治原因，民间团体的组织程度及规模远不足以实现以上所述的种种功能：出于「稳定」的需要，我们自己曾参加的一场三四百人不足的、毫无政治性质可言的学生活动便能被从校方到派出所的十八道金牌紧急叫停；我们也曾听说几十人规模的读书沙龙等学术活动也能被当地警方以不太充分的政治理由取缔。更不必说那些尝试服务更大群体的民间团体了。
所以，谴责红十字会及其中某些臭名昭著的个人的罪恶和腐败是没有意义的。是怎样的制度逼迫红十字会腐化而变成了无比平庸的官僚机器？是怎样的动机使尸位素餐、道德沦丧者能坐到红十字会的主管位置上？这些问题才是值得拷问的——否则，一个郭美美倒下了，这个机制还会生产出千千万万个郭美美去继续拼命蚕食人们的爱心。
舆论记住了汶川地震时的八方支援、非典肆虐时的可歌可泣，但却忘记了当年同样被爆出过的政府层层隐瞒、处置不力、贪污善款、豆腐渣工程，在自我感动之中把当年就已经处处生锈、吱吱作响的举国体制机器捧上了神坛，而让这个机器中的每一层机关都更难在这种潸然泪下的气氛里进行有效的自我反思。
病毒与腐败、渎职和官僚主义的逻辑结合在一起，成为了凌驾在人民至上的最致命的敌人；但我们仍然握有能够支援直接同病毒战斗的医疗工作者的武器，这种武器就是舆论监督、民间组织和民众的自发行动，只有用这些武器武装起我们的社会和政府机关，才是取得防疫全面胜利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