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谎言，这一思想在实践中具有奇异的证明形式——通过谎言造成真实，把人的本质推向焚毁的、辩证法的形式。
依靠谎言，这一思想在实践中具有奇异的证明形式——通过谎言造成真实，把人的本质推向焚毁的、辩证法的形式。
现代人因为精神空虚（到现在为止这一点还是真实的），陷入一种思想，其后果就是遭到不受法制约束的毁灭的恐惧，因而自己被利用、被当成精神奴役的工具。
纳粹与苏维埃的刑法典的相似之处，就在于它们都抹煞了哪些行为该受到惩处而哪些不该受到惩处的界限：前者，纳粹的刑法规定的犯罪是指一切违背德国国家利益的行为；后者，犯罪就是指违背无产阶级专政利益的一切行为。
美国人把民主比作一条笨拙的筏子，每个人都在上面朝着不同的方向划桨。人们大喊大叫互相指责，难以使所有人朝一个方向划。与这样一个筏子相比，极权主义国家的大桡战船显得富丽堂皇，伸出齐起齐落的排桨，飞快地向前驶去。但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极权主义的快船触礁破损的地方，笨拙的筏子却能顺利驶过。
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1905—1983），匈牙利裔英国作家、记者和批评家，犹太人。也是前共产党人。出于对苏联“大清洗”的反思，他的思想逐渐趋向自由主义，并最终写出揭露“大清洗”、控诉斯大林主义的著名政治小说《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
告密这种行为，古往今来在各种不同文明中都时有发生，一般而论从来没有人将此种行为提高到美德的程度。但是在新信仰的文明中，告密却是作为好公民的基本美德受到赞许（虽然大家都竭力回避告密这个称谓，而是采用迂回说法），告密是使所有人畏惧和防备其他人的原因所在。
那些年代对每位作家都是一种考验。现实的悲剧比人们想象中的悲剧更加悲惨。我们当中如果有谁对那种混杂着绝望和希望的情感不能有所表达，那就有愧于我们的职业。那时只有某种基本的情感深藏在心中：恐惧，失去亲人的痛苦，对压迫者的仇恨，对受难者的同情。
美国人将贝塔从达豪集中营解救出来之后，贝塔就开始领略在西德的难民生活，这好像是集中营生活的延续，随处所遇都是道德败坏，偷窃、酗酒、贿赂现象比比皆是，所有那些希特勒年代在人们身上释放出来的恶习都还在继续盛行。占领者当局对待不久前的数百万奴隶的残忍政策引起愤怒。这就是人们所向往的战争结局：人们重新回归丛林法则，即在高喊民主口号和人人享有自由的口号的同时，弱者再次被踩在脚下，或者被残酷无情地对待。
迄今为止，我们从未像在20世纪这样受到意识奴役。我这代人还在学校时就被教导说：理智有助于获得自由。
党知道，它本身就是教会。也就是说，党对地球的专政和对人类的改造，都有赖于党能在多大程度上对人的非理性趋势规定方向，并利用它们为自己的目标服务。
废墟与痛苦是社会思想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