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整个二十世纪里中国曾有过六次民主启蒙运动。第一次是十九世纪末（1898 年）的戊戌维新。第二次是 1911 年的辛亥革命，它推翻了清朝，使传承了两千多年的皇帝从此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但却不能阻止更精密严酷的专制主义卷土重来，而且变本加厉。第三次是1919 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树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给中国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第四次在 1927 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打倒了军阀，重新统一了中国，把“五四”精神最粗浅的观念推广到了全国各地。
事实上，整个二十世纪里中国曾有过六次民主启蒙运动。第一次是十九世纪末（1898 年）的戊戌维新。第二次是 1911 年的辛亥革命，它推翻了清朝，使传承了两千多年的皇帝从此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但却不能阻止更精密严酷的专制主义卷土重来，而且变本加厉。第三次是1919 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树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给中国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第四次在 1927 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打倒了军阀，重新统一了中国，把“五四”精神最粗浅的观念推广到了全国各地。
民主的价值归根到底是个人的价值，所以民主主义者必须要以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出发点。但是毛泽东却在1937 年归纳了十一种不怎么合乎“党性”的行为，称之为“自由主义”的表现，专门写了一篇题为“反对自由主义”的文章，可以说是败坏了自由主义的声誉；同时他更是不断地批评个人主义，直到称之为“万恶之源”，从而切断了对民主的正解。
现在，在阅尽沧桑而后，我看到：一个真正实现了民主的社会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经济形态（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而仍然能稳定地进步；专制则不但可以压杀民主，不让它发展，也可以压杀生产力，不让它发展。用事实证明这一点，可能是二十世纪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尽管付出的血和泪实在太多了。
单少杰在他的文章里说：“毛泽东在“水门事件”上所不能理解的东西，恰恰是现代民主制度的精华，即国家权力相互制衡的机制。
在这种制衡机制的作用下，国家的任何权力都不可能是至高无上的，都要受到其他权力的制约，即使总统也不能例外。如果总统做了假，犯了法，欺骗国会，蒙蔽人民，一旦被发现就会受到相应的惩处。国会有权追究其责任，甚至有权弹劾
但是人民能公开宣讲自己的这些意见吗?能举行记者招待会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吗?报刊书籍能发表这些言论吗?我国至今还没有这种充分的言论自由，更没有出版自由。虽然这些都是宪法上写了的，却还有赖于大家来争取。
在城乡差别“九无九地”的时候，让穿军装的农民向城里人开枪还有可能，但是苏联东欧的经验证明，一旦城市化基本实现，人民子弟兵朝着自己的父老姊妹抠动扳机就下不了手了。
“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1944。按：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 2000 年 3 月 9 日说： ‘人大常委会在工作中始终要自觉接受中共的领导。' ）
“……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其）记者，是专为专制主义者服务的，其任务就是造谣、造谣、再造谣。”（陆定一，1946。按：请参照自半个世纪来共产党党报喉舌） “人民的自由出版是近代文明的道路……它需要文明的创造，它需要文明的批判和自由研究——健全的文明都容许批评，它没有什么经不其文明批评之理……真正的出版法以人民的自由出版为常道，因为人民的自由出版思想信仰、良心、学术、言论自由集中的镜。”
“统治者于屠杀青年之余，还没有悔过的表示，但舆论界几乎一致主张政治应民主，特别对于青年，万不应以武力对付。……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实在无动用武力之必要。”（《新华日报》，1945 ）
在民主国家，罢工游行示威，几时未曾做到?举美国为例，罢工不仅在发展，政府还根据康纳利法案，承认罢工是合法的。游行示威不但不被禁止，还可以请政府派警察保护。至于教授治校，不受党化，过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现在的西南联大，就是经过教授会议来处理校务，这与其说是理想倒不如说是教育上优良制度的确立。
各方面正在讨论这一宪政问题，我们很同意许多方面的意见，我们认为欲实行宪政，必须先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
人民的住宅随时可受非法搜查，人民的身体随时可被非法逮捕，被秘密刑讯，被秘密处死，或被强迫集训，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被禁止，人民的言论出版受着极端的限制和检查，这如何能保障人民有讨论宪政发表主张的自由呢?孙中山先生曾说过：“现在中国号称民国，要名符其实，必要这个国家真是以人民为主，要人民都能够讲话的，确是有发言权。
七月四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 中国的独立战争和民主运动万岁!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新华日报》1944 年 7 月 4 日社论
杰斐逊先生写过：“权利法案为人民所有，可以对待全世界上任何政府(不论其为一般性的或特殊性的政府) ，公正的政府不应拒绝或加以干涉。”在战后和平方案正要在旧金山会议中筹议的今天，我们认为重新提出杰斐逊先生的这句名言是有它重大的意义的。
我们尊重并且愿意接受美国朋友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正如我们对孤立主义提出批评，应受到尊重一样，这也是从彼此激励互求进步以加强两国人民的合作出发的。我们丝毫也不心存疑惧，认为美国朋友的批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同样，我们批评孤立主义，也丝毫不会引起任何的疑惧，认为我们有排外的倾向，而只有被美国人民所欢迎。
考察新闻自由的三位使者二十八日到了重庆。但在中国，提起“新闻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据统计，国民党政府为管制报纸、通讯社、新闻记者及图书杂志出版事业、书店、印刷所和戏剧电影，颁布了二十九种特别法规。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 。
“暴露黑暗”、“沮丧信心”、“妨碍抗战”，结果是“别有用心”，罪名层出不已。在争自由民主的神圣抗战中，检稿、扣报、罚令停刊，唆使流氓特务殴伤报童，阴谋放火，这算是“合法”行为；而在中小城市，那么逮捕记者、封闭报馆，更是家常便饭。欧美报章报道抨击中国检查制度的文章，不绝于书，而我们却受之坦然，怡然自称我们是争自由的“民主”强国!
近年来，很多大中学校中有“民主墙”的设置，这是一个好现象。但假如只有在这一垛墙上才有民主，那就不能不使人有民主太少之感了。民主墙的精神应该发扬，使整个学校，每一个学校都成为民主的堡垒。
八年抗战，在国民党一党统治区域，为爱国与民主而奋斗的青年，被法西斯派劫杀，依然是无数的。在那里一切讲学、读书、出版、发行的自由，被残酷地摧残。复古成为时髦，思想即是有罪。在所有的学校中，秘密侦探、欺诈迫害、武装威胁、金钱收买的特务作风，盛极一时，教育与学术的尊严，扫地以尽。一切知识分子完全失掉做人的自由。无论在街上家内，好好的一个人会被突然抓去。
任何人都还记得：复旦大学学生因壁报言论触犯忌讳，既被特务抓来罚跪殴打，又被学校当局加以处罚；昆明西南联大学生在校内集会，竟被关麟征指挥军警开枪干涉，甚至又派兵士冲入学校，用手榴弹打死学生四人，重伤多人，造成有名的一二一惨案。此外，迫害学生思想自由、人身权利的事件，真是不胜枚举。
什么是主权在民?依照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是人民对政府有选举权和罢免权，对政制法律有创制和复决之权。只有人民真正得到了这四种权，才算具备了民主国的基本条件；如果这种权不在人民手中，也就是说这个条件若不存在，就不算完成了这个国家的民主建设。
实现民主，完成民主建设，在一切主权还不在人民手中的地区，问题是立刻使人民有权，立刻把人民的权利交还给人民，而且是毫无保留条件的实行还政于民，产生民选的政府，建立民主的体制，颁布人民决定的政令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