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最深刻的政治革命，其原始目的是以国家机器来改造人性。在此之前，任何政府——不论是民主还是专制——都只是专注于管制人民的行为，极权主义还要管束人民的思想和信仰。一般的威权统治只是治“行”，极权政治则要治“心”。
极权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最深刻的政治革命，其原始目的是以国家机器来改造人性。在此之前，任何政府——不论是民主还是专制——都只是专注于管制人民的行为，极权主义还要管束人民的思想和信仰。一般的威权统治只是治“行”，极权政治则要治“心”。
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也被翻译为“全权主义”，本意是指一个全能政府对全体个人进行全面管制的政体形式。
极权的本质不在于它实际上管了多少事，而在于其想管什么就管什么的所向披靡的能力。国家权力无极限，国家要管什么就管什么，要怎么管就怎么管，国民个体的一切自主、自治、自卫权利则均被剥夺殆尽。在国家权力面前，社会和个人没有任何抵抗能力。在其鼎盛时期，极权体制不仅管住每一个国民的身体和行动，而且也有效管束了每一个国民的思维和灵魂。
结果。事实上，极权体制不仅仅造成权力“短路”，而且利用巨大的国家“发电机”对每一个社会个体进行充电、洗脑；这些个体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本来是抵制极权戕害自己的“阻抗”，现在却被改造成积极拥护极权、主动接受奴役的“蓄电池”。
在《极权专政与独裁政体》一书中，美国学者弗瑞奇和布热津斯基对极权主义总结了六个基本特征：全面的主导意识形态，通常由独裁者领导的单一大众政党，使用秘密警察和国家暴力等机制的恐吓体制，对武器和军队的垄断，对通讯手段的垄断，以及通过国家计划对经济实行中央指导和控制。
一个国家之所以走向全能主义，首先因为国民主动或被迫接受了一套承诺实现伟大目标的意识形态，以及一个自命唯一正确、以实现伟大承诺为己任的政党。其余特征都是这两个基本特征的题中之意或自然结果，或其在特定社会状态下的维持手段。
弗瑞奇认为，一般威权体制不具备极权体制的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二是秘密警察所支持的政党，三是极权国家对工业化大众社会的垄断控制。
极权政党一边在国内实行严格的一党专政，在党内则通过政治斗争建立独裁领袖的个人崇拜。其次，极权体制通过宣传机器对国民进行系统洗脑，确立了“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意识形态统治。最后，通过全方位剥夺国民的思想、言论、人身、经济等自由，极权体制实现了个体对于国家的完全依附，造就了一个去道德化的国民群体，并为恐怖统治乃至诱导群氓协同犯罪奠定社会心理基础。
波普尔在1945年出版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指出，和自由民主的“开放社会”截然相反，极权国家是一个思想和信息高度单一化的封闭社会，其思想基础就是认定历史朝向永恒不变的伟大目标前进，并且人能够掌握历史前进的规律。
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一般有三个组成部分，简言之就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是乌托邦理想。极权主义利用民族虚荣心，设定了民族复兴或人类大同的乌托邦理想。走上极权之路的民族一般都有一段屈辱的历史，进而和民族的自我定位（例如种族、血统、传统文化、古老文明的优越感）形成强烈反差。
二是作为先锋模范的永久执政党。极权国家的现状离其所宣称的理想目标差距很远，因而坚持必须在一个“先锋队”的带领下实现伟大理想。极权主义在理论上把“人民”捧上天，但那个“人民”只是一个现实中不存在的法理概念；一回到现实，极权国家一概把实实在在的平民百姓当作愚昧无知、麻烦危险、需要不断被洗脑的群氓。
要维持国家对个人的全方位管束，极权主义必须满足一定的社会心理条件，那就是所有人对全能国家的绝对服从，并建立绝对权力在制度上保证这种绝对服从。
为了让个人的恐惧达到最大，极权体制一定要将每一个人剥离成一个孤零零的没有任何抵挡的个体，而且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所有其他人都被某种神秘的外部力量所掌控，只要自己稍不听话就会被其调动起来攻击自己。这样，每一个孤立无援的可怜虫都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服服帖帖、战战兢兢。
极权主义的最高境界并非恐怖治国，而是洗脑治国。这是极权统治不同于普通专制的特征。一般专制依靠强力威慑，人民口服心不服；极权国家则控制着宣传和教育机器，真正的极权统治必须让人民心服口服。
在另一个极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需要不断“造神”，制造正面的道德楷模供人民顶礼膜拜。
1968年，“文革”在如火如荼进行之中，当北师大附中的红卫兵们当众打死校长卞仲芸，他们一定认为自己的暴力行为是“革命”的要求和体现。
与其说是正面洗脑，不如说是培养人民说谎的习惯，极权国家的人民就是在谎言和说谎中长大的。尽管人们早已不信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却又被强迫灌输这些东西并公开承认其真实性与合法性。
对于理想退潮的极权国家，极权主义的遗产与其说是正面洗脑，不如说是培养人民说谎的习惯，极权国家的人民就是在谎言和说谎中长大的。尽管人们早已不信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却又被强迫灌输这些东西并公开承认其真实性与合法性。除了培养缺乏担当的懦弱个性之外，这种公开表白和心灵震荡还会夸大极权统治的力量并加剧个人对权力的内心恐惧。它会对每个人造成一种幻觉，那就是除了自己之外，似乎所有人都是拥护体制的，以至直到极权崩塌的前夜，不论如何内忧外患、危如累卵，极权统治依然表面上固若金汤、岿然不动。
在一个言论自由国家，社会矛盾是透明的。只要有不平，就会有抱怨；转瞬之间，社会矛盾就转化为社会议题。即便特定的社会不公只是针对少数人乃至个别人，他也可以依赖多数人的同情而得到救济。因此，民主就是一个不断渐进改良的政治过程，民主社会在本质上是一个改良社会。
准确地说，极权国家没有社会，只有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体和一个高高在上的领袖。在无信仰、无组织、无信任、无保护的状态下，每个人都是“囚徒困境”中的“囚徒”，面对巨大的极权机器充满着无力和无奈感。即便偶尔自己想做点什么，也因为长期沉溺于麻木不仁，而不能集结起足够的道德勇气，或因为集体沉沦如此而陷于绝望。换言之，在一个建立在经济至上世界观的国家，每个人都被调教成彻头彻尾的经济动物。这样的人群是极权统治的必要条件，因为他们必须懂得并遵循“顺体制者昌、逆体制者亡”的实用主义规训。
因此，虽然极权政体已经千疮百孔，但仍然无人敢站出来挑战体制本身的合法性。更准确地说，敢于和体制决裂的人太少，因而很容易被“定点清除”，至少很快被边缘化。多数国民或因浑浑噩噩，看不到或不敢面对极权体制的罪恶，或被体制所收买，在明知体制作恶的情况下顺应乃至协助体制作恶。
原子化个人形成的孤立状态不仅为极权统治提供了群众基础，而且也为极权领袖的个人统治提供了政治基础，因为原子化状态一直延伸到整个国家的最高层。
，新极权主义者仍然会开足宣传机器和国家机器的马力，一方面压制多元思想和信息，建造各种虚拟空间的“防火墙”，并限制人民的表达和结社自由；[19]一方面大量雇用“五毛”写手发帖“灌水”、扰乱正常舆论，让人误以为刻板乏味的正统教义还有众多社会支持，而在洗脑教育环境下长大的国民确有相当比例仍然执迷不悟，甘当维护极权体制的马前卒。
1966年发动的“文革”固然可能有多种动因，但归根结底，“文革”的实质是毛泽东利用群众如痴如狂的领袖崇拜摧毁党内的政治对手。换言之，“文革”并非极权主义的巅峰；恰好相反，它是极权体制的内部危机。“文革”之所以发生，就是毛泽东要利用尚且完好的极权主义社会资源来修复受到威胁的党内极权秩序。
回到中国，1942年“延安整风”之后，中共党内基本确立了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至高无上地位。1949年执政后，这种模式被复制到全国。短短几年之间，“一种信仰、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权力零阻抗”状态已然形成并确立。
事实上，后极权国家本身通过经济增长极大巩固了执政合法性，因而有能力投入更多资源维持极权秩序。从互联网“防火墙”到网络监控员和“水军”“五毛”，从“朝阳区群众”到不断升级的各地维稳力量，国家微观社会控制力量空前强大。
极权转型本来就难，中国转型更难，因为它不仅有两千多年绝对主义皇权传统，而且规模庞大，可供政权调配和利用的资源很多。
极权主义是一个超级利维坦。建造这个“巨无霸”很难，而一旦建成并让它跑起来，即带有巨大的惯性，也很难让它停下来。或许，时间是惟一有效的减速器。等它慢慢疲劳了，原始部件一个个坏掉，才有可能出现转机。
过去三十多年，我们已经从登峰造极的威权3.0版走到2.0版甚至更远。今后的路虽然也很难走，但是假以天时地利，加上我们这一代人争气，没有理由走不出极权的魔咒。归根结底，战胜极权的钥匙在我们自己手中，极权体制能否存续最终取决于公民力量是否足够强大。对于我们来说，中国转型既是一个艰难的政治使命，也是对自己勇气、智慧和人性潜力的真实考验，更是我们将这三十多年来积累的知识和资源经世致用、建功立业的难得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