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鸦片显然只是战争的直接原因而非根本原因。由于中西方对国际关系、贸易和司法管辖的观念大相径庭，即使没有鸦片，双方之间的冲突也照样会爆发。比鸦片问题远为深刻的是几个概念的冲突：中国自称天下宗主的角色与西方国家主权的观念之间的不相容；中国的朝贡关系体制与西方的外交往来体制之间的冲突；以及中园农业的自给自足与英国工业的扩张之间的对抗。
回顾历史，鸦片显然只是战争的直接原因而非根本原因。由于中西方对国际关系、贸易和司法管辖的观念大相径庭，即使没有鸦片，双方之间的冲突也照样会爆发。比鸦片问题远为深刻的是几个概念的冲突：中国自称天下宗主的角色与西方国家主权的观念之间的不相容；中国的朝贡关系体制与西方的外交往来体制之间的冲突；以及中园农业的自给自足与英国工业的扩张之间的对抗。
魏源在1844年将这些资料编纂成一部共五十卷的大部头著作，[1852年扩编为100卷。]名为『海国图志』。这部著作的目的清楚地表达在该书的序言中：『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保守的儒家社会和官方人士对创新开拓的敌意非常强烈，令到自强派人士不得不在开展自强运动的道路上披荆斩棘。
各省的自强倡导人不是相互合作，而是相互竞争，且把他们的成就视为其个人权力的根基。他们的地方主义意识和急于自我保护的倾向非常顽固，以致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在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竟拒绝前去救援受敌攻击的福建水师，而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期间，当北洋水师独力抗击日本海军之时，南洋水师竞保持『中立』。这两场战争的结果自然是惨不忍睹。
除此之外，贤能正直之人通常对洋务避之惟恐不及，只有一些品格低下者愿意涉足现代化规划，这导致了腐败和不正之风，屡见不鲜。即使是李鸿章本人也不以人品高尚着称——据称他留下了四千万两的家产，他的追随者无情地榨取自己所负责的工厂和企业。最臭名昭著的事例是挪用三千万两海军军费修造颐和园，以博取归政后的西太后之欢心。
重新评估这场战争，可以看到中国注定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日本当时已是一个现代国家，民族主义意识使政府和人民团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国在战争中所面对的是日本民族团结一致的力量。在中国，政体基本上仍处于中世纪式的，政府与人民各行其是。战争压根儿没有影响到普通民众，这场战争几乎全是李鸿章的北洋水师与淮军在作战。西方观察家就精辟地将这场战争称为李鸿章一人舆日本一国的战争。
废除八股文损害了所有毕生准备科举考试的生员的前程，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学习的东西不是政府所需要的了，于是发誓要『吃』了康。裁撤不必要的机构和三个巡抚的职位与创设十二个新局的建议，在所有现职官员中引发了解职的恐慌；要求任用有实际知识的人而不是按资历擢升现职者，在官场中引起不安全感；军事改革危及满族八旗和汉族绿营的特权，而反腐败的指责终止了太监总管李莲英最热衷的敲诈行为；变寺庙为学校的命令激怒了僧侣。除了皇帝外，所有的改革者都是汉人的事实，在满族人中间引起恐慌。所有这些人_儒生、官僚、军官、太监、僧侣和全体满族人_都要取消变法。
义和拳的纲领和最能吸引迷信的老百姓的基本要素是巫术，他们借此宣称，在一百天的训练后就可以不受子弹的伤害，四百天的修习后就能飞起来。他们运用符表、咒语和仪式来祈求超自然的力量。在战场上，他们一边低声念着一些据称能招徕天兵天将的魔咒，一边焚烧画有赤脚人像的一种黄色的小纸片。由于排外，拳民宁用旧式的刀矛，而不要枪炮。
2．《辛丑条约》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第五款规定禁止进口武器，第八款规定拆除大沽炮台和其它的炮台，第七款规定外国部队在公使馆区驻扎，第九款给予列强在从北京至海的地区部署军队的权利_所有这些损害了中国的自卫能力，并限制了中国主权的自由实施。第十款规定，国内的许多地区暂停科举考试五年，以作为对士绅阶层的惩罚，这是对中国内政的莫大干涉。
从秦代(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以后，传统的统治者都被称为『窃国大盗』，他们搜括民脂，而不提升民智。
中国所需的并不是细枝末节的改进，而是对国内祥宁及有秩序之观念的根本转变。他坚持认为，传统统治者为了便于控制国家，一直尽力使老百姓处于无知虚弱的状态。为了保持稳定，他们贬抑竞争和革新，训诫老百姓遵循祖制。
孙对其政党的失望，正是他放弃临时大总统一职的一个主要原因，他曾这样质问道：『没有革命重建，革命总统又有何益?』
在评价袁的一生时，梁启超认为袁未能区分人与动物的不同，以为金钱可以购买一切，武力可以恐吓一切。袁对宪法的嘲弄，对议会非法的操纵，施用的贿赂、威胁、谋杀，以及监禁等手段，无可挽回地侮辱了公众的人格与道德，也为此后十年的法律失调与社会无序，留下了隐患。
最杰出的归国留学生代表有：从法国归国的陈独秀和蔡元培；从日本归国的郭沫若和鲁迅(周树人)；从美国归国的胡适和蒋梦麟。陈、蔡、胡很快成为这场思想革命的精神领袖。
因为儒家：(1)提倡『繁缚的礼仪和宣扬柔顺的美德』，这使中国人软弱、消极，不适应现代世界的斗争和竞争；(2)承认家庭而非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3)支持个人地位的不平等；(4)强调使人顺从依赖的孝忠；(5)宣扬正统思想，完全无视思想和表达的自由。[Tse-tsung Chow，302；郭湛波，第103页。]陈独秀厉声疾呼打破保守主义，以便为新文化的建立营造空间。
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个那个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造。再造文明的下手功夫，是这个那个问题的研究。再造文明的进行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
孙中山没有认识到的是，莫斯科的真正意图是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嫁接到已经成长的国民党的身躯上，这样共产党就能够从内部颠覆国民党，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像榨『柠檬』一样将右翼分子排挤出去。[
回顾历史，遵义会议必须看成为一次政治会议而非一场军事政变。[Yang，250．]不过，有那么多身为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及部队指挥员的军事领导人出席了会议，这本身就极大地支持了毛泽东对李德的错误军事战略进行批判。严格来说，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是史无前例的，因为不符合党章或党内规则和附则；但不管怎样，它是中共党史上和毛泽东上升到权力顶峰之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毛泽东告诫干部要充分利用抗日战争的时机壮大自身。他说：『我们确定的政策应当是百分之七十作扩张，百分之二十对付国民党，百分之十抗日。』[这段话时常被人引用。参见F．F．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1924-1929 (Princeton．1956)，206；Chiang Kai-shek，Soviet Russia in China：A Summing-Up at Seventy (New York，1957)，85；和 Arthur N．Young，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1937-1945 (Cambridge，Mass．，1963)，58．]
既然要充分利用统一战线，毛泽东便设计了一套分三步走的策略：第一步，舆国民党妥协以求保护中共的存在；第二步，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第三步，向华中渗透，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以便发起反攻，夺取国家的最高权力。
国民政府赢取抗战胜利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导致最终垮台的首个原因。
即使在1949年毛泽东完成了对大陆的征服之时，史太林还策划让新疆宣布独立，就像1921年外蒙独立那样，他保证将在外交上承认新疆独立，并将随后使它作为一个自治共和国并入苏联。由于新疆国民政府军司令[陶峙岳。]不予合作，这个计划失败了。新疆因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成部分，侥幸逃脱了外蒙古的命运。
说到底，毛泽东感到，他选定的接班人刘少奇正在暗中破坏他毕生建立起来的权威、他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式和他的领导风格。中共越来越远离他，远离群众，而且不愿开展斗争去反对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倾向』，农民『搞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和滑向苏联修正主义的势头。毛泽东无法说服自己去相信，中共和刘少奇能在他死后执行革命任务。他决心给予他们一场彻底的震撼，改变权力结构，促使人民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发生一场『不可逆转的转变』。
文化大革命的结果竟然是反文化、反知识和反科学的，因为知识被看作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行为的根源。无数官员和百姓被错误地斥责为摘反革命活动，被逼得自杀或遭囚禁。然而，对那些一心要革命的人来说，为了确保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改造进程永不变色，无论代价多高、牺牲多大都在所不惜。1981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权威性评价(参见第三十六章)。
在许多西方人看来，蒋的死亡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终结，但对于他在台湾的追随者来说，实现他遗嘱的任务才刚刚开始。
1976年对中国来说是个凶年。中华大地的每个角落，都沉浸在失去三位伟大领袖的悲伤之中：周恩来总理、朱德元帅及毛泽东主席分别在1、7及9月先后逝世。一系列自然灾害更加重了人们的悲痛之情：7月，一场大地震摧毁了北京东南105英里处的工业城市唐山；在随后两个月里，黄河发生了七次洪水泛滥。伴随着这些灾难和政治不稳定的是，由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及其同伙(即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一伙人)挑起的接班危机。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份，真可谓充满了中国人所说的『天灾人祸』。
国家的巨大精力都消耗在群众运动和内部争斗之上。他二十七年的统治几乎没有给人民的生活水平带来甚么改善。
至于现在，我个人对他一生的浅见可以用以下的话来概括： 革命有余，建国不足。
在他的最后岁月里，毛泽东本人越来越深地陷入作茧自缚的境地，对他一向声称自己所代表的人民大众的情感反应迟钝。他在去世时是一个孤独、悲哀的人，他那种改造人性、将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强国的梦想没有实现。
在1949年革命成功后，毛泽东似乎是江郎才尽了。引导他夺取政权的才华，不能引导他成功地治理这个庞大散乱的国家。经过解放后最初的几年实践，毛泽东的领导显得步履蹒跚。反右运动(1957年)对知识分子造成了无可挽回的伤害，而他们的知识和技术正是中国所急需的。人民公社开展得太匆忙；大跃进倒退了回去；与彭德怀的斗争是不明智的；而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组纤遭受的毁灭性破坏，则是一场十足的灾难。
米勒德最后的断言是： 四人帮『仅仅是一块遮羞布，是用来维护毛泽东神圣的声望的。』[同上注，7。] 虽然毛泽东被九亿人民奉若神明，但他在日常私生活里，却只不过是人家的一个老态龙钟的丈夫而已．随着他越来越屈从于江青的压力，他丧失了关于国家事务的适当触觉。受裙带关系玷污的共产主义显示出了某种厂社会封建主义』的色彩。然而，由于1976年的这些戏剧性事件和极左思潮的垮台，中国走向更加稳定和繁荣的希望出现了，实现现代化的新的动力也出现了。
他在1978年5月和6月宣布了两项非常明智的指导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实事求是』。其言下之意是，一项政策或一个行动是否正确，不必再用毛泽东思想作为标准来加以检验；事实上，毛泽东思想本身必须接受事实、实践和真理的检验。
总之，历史学家同意，毛泽东作为一个革命家是极其成功的，但作为一个国家建设者却令人失望地乖僻无常。他在1957年以前的巨大成就对其它人来说是个灵感源泉，但所有人都应从他以后的严重错误中吸取教训。
1989年也是意义巨大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周年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949年10月1日)四十周年，五四运动(1919年)七十周年，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大革命(1789年7月14日)两百周年。任何一项纪念，都可能爆发要求民主的示威，唤醒那些两年前曾经追求政治民主化但遭阻止的大学生。
强硬派把学生示威看作是镇压民主运动和阻挠经济改革的良机。如果能巧妙地加剧学生与赵紫阳之间的冲突，将使强硬派起到一箭双雕的效果。经济专家陈云和副总理姚依林暗中制定了一个计划，据此，总理李鹏将对学生的要求采取断然的不妥协立场，从而刺激学生变得更加好斗。与此同时，赵紫阳将被指责是示威群众的暗中支持者一党内的叛徒。这样学生们的日益傲慢无理以及赵紫阳对他们的同情，将逼使邓小平发怒，促使他采取激烈的反应。那时邓小平就会被操纵，从而一举击垮学生和赵紫阳，就像两年前劝说他把胡耀邦赶下台一样。因此，成功的关键是激怒示威者和邓小平，以便让对峙升级到一定的程度，使军事镇压能够有充分的理由。[这些是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和前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主任苏绍智的观点，台北《中央日报》1989年9月10日和香港《明报》1989年9月6报道。
邓小平曾满不在乎地赞同这种观念，他宣称：『不管是谁，只要在政权斗争中获胜，就可以坐上最高的位子。现在是这样，过去也是这样；中国是这样，国外也是这样。』[转引自Fox Butterfield，“Deng Is Said to Link Fear to Safety of Party,” The New York Times，June 17，1989，p．A4．]
像天安门大屠杀这样丑恶的灾难，需要最大胆、最不可思议的谎言来掩盖。在镇压发生后不久，邓小平对一帮军方领导人说，必须『大造舆论，让人民理解到底发生了甚么』。[
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是从一个宏观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的整体视角去讨论中国在清朝的时候走进国际社会所碰到的困难。他是以通史的方式写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