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蒂的父母也是这样，她说：“我发现，不停地阅读这数千页的秘密警察记录，给我心灵带来极大压抑。……秘密警察的记录都是如此——全然超脱于血肉之躯之外。活人被压缩成简易符号”。
卡蒂的父母也是这样，她说：“我发现，不停地阅读这数千页的秘密警察记录，给我心灵带来极大压抑。……秘密警察的记录都是如此——全然超脱于血肉之躯之外。活人被压缩成简易符号”。
恐惧是人在生存安全感受到威胁时的基本反应，对人的伤害可以是肉体的、心理的、精神的或者象征意义的。
在实行秘密警察恐怖统治的国家，如纳粹时期的德国、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当然会有程度的差别），普遍的无安全感、朝不保夕、惊恐猜疑及担惊受怕便成为普遍的公众生活状态。
在实行秘密警察恐怖统治的国家，如纳粹时期的德国、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当然会有程度的差别），普遍的无安全感、朝不保夕、惊恐猜疑及担惊受怕便成为普遍的公众生活状态。恐惧因此也就成为这些国家人民梦魇般的创伤性心理特征。这一意义上的恐惧已经不再是个人情绪的变动或者甚至那种埋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关于存在的超越体验（对死亡的恐惧），而是一种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形成和长久维持的、具有特殊政治内容的心理机制。这是一种由政治制度制造和维持的结构性恐惧，一种必须从暴力统治的政治压迫关系来理解的社会心理。
希瑟拉·博克在《秘密》一书里还说：“权力来自对秘密和公开的控制力：它影响着人们思考什么，并影响他们选择做什么；而反过来，越有权力，也就越能控制什么是秘密，什么可以公开。”
人们生活在恐惧之中，常常不得不违背自己的良心，出卖朋友，充当秘密警察的走狗和帮凶。但是，《布达佩斯往事》所展现的人性图景并不是悲观绝望、犬儒主义的。它让我们既看到人性中的阴暗部分，也看到人性中善良的一面；既看到极权环境力量对人性的扭曲和摧残，也看到不向它屈服的可能和抵抗它的希望。
人对权力恭敬顺从、没有自尊、羞耻心尽失，是因为受辱和恐惧。社会名流、教授、学者莫不如此，这样的事情至今还在有的国家发生。
他守住了极权统治下一个正直的人所能坚守的最后的道德底线，那就是：无论如何也不对他人落井下石；就算在最绝望的时候也不能掘泥扬波、为虎作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当施害者的帮凶，不助纣为虐，不做告密者。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在《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一书里向世人发出警告，人类有着本质的黑暗面，极权统治诱发和利用人性的黑暗面，完全侵蚀掉人类美好、高尚的一面，让几乎每一个人都随时可能充当恶势力的附庸和作恶机器。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在《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一书里向世人发出警告，人类有着本质的黑暗面，极权统治诱发和利用人性的黑暗面，完全侵蚀掉人类美好、高尚的一面，让几乎每一个人都随时可能充当恶势力的附庸和作恶机器。津巴多称之为“情境作恶”。就算不直接作恶，作恶情境对人的心智、良心和道德判断的控制也能造成严重而长远的伤害。人在作恶情境下的软弱、动摇、放弃、顺从，用津巴多的话来说，“就像诗人米尔顿所说的‘看得见的黑暗’，带领我们看清邪恶，借由对于邪恶的定义，衍生出许多意义。许多曾对他人犯下恶行的人，通常是意志坚强、有最佳意识形态与道德的遵从者。人们被警告要小心路上的坏人，但这些坏人往往平庸一如邻人”。
在任何一个与《布达佩斯往事》类似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里，都不可能存在能够独自对抗极权邪恶的英雄，因为人性之中本来就有足以供极权统治控制和利用的私欲和软弱。
20世纪那种史无前例的极权统治。这种统治以政治制度的力量迫使人心灵失控、服从残暴、自我怀疑和放弃选择自由。这也是一种迫使每个人放弃抵抗的致命的制度力量。
苦难，个人的苦难和群体的苦难都可以对他们自己和后代有救赎的作用。
这种统治下的恐惧、屈辱、压抑和绝望，这样的苦难让熬过来的和还未熬过来的人们都更加期待一个能让所有人自由、平等、有尊严的生活世界，也更加期待一种人与人能够彼此信任，而不是相互背叛、出卖的生存方式。这种期待中包含着对人类未来的希望，《布达佩斯往事》之所以感人，正是因为它传递了这样的希望讯息。
我曾感到惊奇，是什么让他们聚在一起？多亏了秘密警察档案，我现在懂得：他们都在向盖世太保、箭十字党和秘密警察提出挑战，从中锻造了志同道合的纽带。我不敢想象，没有相互的支撑，他们中任何一个能得以存活。
我真佩服父亲，他一定很忙，因为他同时要为秘密警察、美联社、合众社三家写稿。）梅琳达记得，殷勤的父亲还负责她每周去“安全房”的计程车费，而秘密警察只允许公交车的报销。
冷战中的布达佩斯弥漫着幽闭恐惧症的气氛。雪上加霜的是，政府规定：无特殊许可证，美国使馆人员一律不得离开市区三十公里。对他们而言，大部分乡下是禁区。拉科西政府尽一切努力要把“帝国主义者”困在密封的盒子里。
每个人都胆战心惊。受人尊敬的文化人、科学家、艺术家和医生，都被迫发表光怪陆离的声明，以拥护党。”
然而在1953年3月5日，奇迹发生了。斯大林去世了。
我没犯反祖国的罪行。但尽管我无罪，我现在承认，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不符合时代潮流，应予以消灭。
销声匿迹。［特别强调］这再一次向自由世界提供证明，铁幕内的情形并没有改善；尤其是匈牙利，那里对资讯自由交流的恐惧依然存在，随心所欲的警察行为所造成的恐怖继续占据统治地位。
父母再一次低估“证据”碎片在构建“叛国罪”的马赛克拼图中发挥的作用。母亲自己视为无罪的俏皮话，在政府眼中，却是她反“人民”的敌意。
我发现，不停地阅读这数千页的秘密警察记录，给我心灵带来极大压抑。我读的是父母内心最痛苦的披露，但匈牙利秘密警察的用词造句——秘密警察的记录都是如此——全然超脱于血肉之躯之外。活人被压缩成简易符号：“被告”、“疑犯”或“告密者”，其人性、情感全被洗涤得一干二净。
令恐怖国家的轮子得以运转的小齿轮，就是秘密警察成千上万忠诚的官员和告密者。
这就是极权主义的最终胜利：受害者在刻意搜寻自己的罪过。
我们各人依自己的性情来应付那一年的创伤。父亲严禁“希望”渗入他的牢房，为无止境的禁闭做心理准备，自杀的计划仍在继续。母亲则在乐观和绝望之间轮流换位。
独裁者都懂得，如何使用人类最强烈情感之一的恐惧，来扼杀同情甚或爱情。
父亲不顾严格执行的宵禁，经常离开公使馆，追踪俄军在这座城市的推进。他回忆：“这是场奇怪的战争。一边是坦克，另一边是小群的自由战士，由学生、年轻工人、军人、警察所组成——他们手中只有轻武器，偶尔有一把机枪或反坦克炮，来与对方交火……坦克能做的只有摧毁，那也正是苏联坦克所做的。”
压倒性的认知是，国人为之耗尽了鲜血和勇气，将回到二战后的悲惨日子，而如今甚至不再有希望。布达佩斯电台很快恢复广播，还是老一套虚假、欢快的语调；人们不再是不同的个体，重又变成这个同志和那个同志。现在，“革命”被称为“反革命”，“自由战士”被称为“歹徒”、“资本家”、“帝国主义者”和“法西斯”。巨大的谎言又一次降临。
“美国”这一神奇的名字含有特殊意义。它允诺远大的前景，虽然难以想象，但你知道，它会改变你的人生。
他们身处与美国开展无休止的斗争的前线——但他们真正的敌人是匈牙利人民；英勇但失败的“匈牙利革命”，在老百姓与他们的主子之间，造成了永久的疏远。
流亡者们围坐在沸腾的辣椒鸡煲前，沉溺于古老的回忆；但这一类的怀旧聚会不是他们所爱。他们在血泊浸染的20世纪，生活于欧洲的残杀地区，如果感受到愤怒或怨恨，早已将之转化成在美国建设新生活的动力。
现在，多亏了秘密警察，他们的故事水落石出，虽仍有模糊之处，很少黑白分明，但我希望，我能当面告诉他们，我理解他们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