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战区和灾区工作的人，过了一段时间后，就会习得一种从事件中抽离出来的本领。这是一种职业需要：如果轻易就被这种死亡和痛苦的景象压垮，那没有哪个医生、救援人员或记者能干好自己的工作。获得这种本领的诀窍在于收起同情心，不要把每个人的悲剧当成自己的悲剧，而我已经掌握这一窍门。我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也知道一切是多么骇人听闻，但关键是我自己不能被吓倒。
那些在战区和灾区工作的人，过了一段时间后，就会习得一种从事件中抽离出来的本领。这是一种职业需要：如果轻易就被这种死亡和痛苦的景象压垮，那没有哪个医生、救援人员或记者能干好自己的工作。获得这种本领的诀窍在于收起同情心，不要把每个人的悲剧当成自己的悲剧，而我已经掌握这一窍门。我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也知道一切是多么骇人听闻，但关键是我自己不能被吓倒。
菲利普·古雷维奇（Philip Gourevitch），美国作家，代表作为《我们想通知你，明天我们将和家人一起被杀》，书中讲述了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编者注
在日本，出门时要遵循一套不变的礼仪规则。离家的人通常会说一句Itte kimasu，字面意思是“我出门了，等会儿回来”。这时待在家的人会回应一句Itte rasshai，大意是“出门了呀，早点回来”。外国人学日语时经常学的“再见”（Sayonara）一词，大多数情况下意味着最后告别，暗含漫长或永远分离的意思。而Itte kimasu则蕴含不一样的情感表达：一种归来的承诺。
那天早上，长达400英里的海岸所呈现的景象，让人想起1945年8月的广岛和长崎，只不过水代替了火，淤泥代替了灰烬，鱼和淤泥的腥臭代替了烧焦的木头和滚滚浓烟。
如果你将要面对大地震，能让你避难的最安全的地方可能就是日本，而日本最安全的避难所就是学校。[1]几十年的技术实验为这个国家造就了世界上最抗震、监管最严格的建筑。即使是面对巨大的海啸，日本的防波堤、警报系统和疏散演习也挽救了无数生命：2011年海啸虽然令日本损失惨重，但如果是发生在其他国家，造成的损失可能是现在的数倍。而且，没有任何地方的防灾措施比公立学校更到位。
“我们曾经以为是我们在教育孩子，”紫桃佐代美诉说道，“可后来我们才发现，是他们在教育我们这些父母。我们以为孩子是我们之中最弱小的，因此我们保护他们。可原来他们才是家庭的基石，其他一切都是建立在他们的基础上。当他们不在了，我们才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以为是自己在照顾他们，其实是孩子在支撑着我们。”
即使是对没有经历过这场灾难的人来说，这些工作都可怕得让人难以承受。但今野发现，这次经历让自己忽视了精神上所受的折磨，变得无所畏惧。他对生或死都不再心生恐惧。他就像一个从重病中康复的人，拥有了对未来感染的完全免疫力。对于自己何时会消亡——现在、不久或遥远的未来——他已毫不关心。
我们很容易把悲伤想象成一种高尚、纯洁的情感——可以帮助理清琐碎而短暂的思绪，让人看清本质。可悲伤实际上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不过是给头脑的一记重击或一场毁灭性的疾病。它加剧了压力和混乱，让人更加焦虑和紧张。它把裂纹胀成裂缝，又把裂缝撑成巨大的鸿沟。
作为个人，他们不辞辛劳，勇于自我牺牲，如果没有他们，本就令人绝望的情况会恶化数倍。可是，当面对自己的失败时，就像大川小学那种，个体的热情和同情心就被集体的本能扼杀——那是一种保护组织免遭外部攻击的本能。面对无可辩驳的指责，个体缩成一团，躲在例行公事和官腔的保护伞下。教育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当地善良勤勉的男男女女，但现在，他们的面孔从视线中消失了。他们的忠诚是为了更崇高的事业，远比公共责任或个人尊严更崇高——为了保护组织声誉免受进一步损害，最重要的是保护其免受法律制裁。
日本为民众编织了一张舒适、温暖、令人麻痹的顺从之网，从网中挣脱出会让人感到不安，网中人被缠住无法脱身，产生一种模糊的纠结情绪，被束缚与被保护的感觉纠缠在一起无法分离，政府几乎无须从外部施加强制措施，因为这种顺从是如此有效地在头脑中内化成了主观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