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利略《关于托勒密与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以确凿的证据进一步论证了哥白尼学说,更直接地动摇了教会所庇护的托勒密学说。哈维的《心血运动论》以对人类躯体和心灵的双重关怀,满怀真挚的宗教情感,阐述了血液循环理论,推翻了同样统治西方思想千余年、被“正统宗教”所庇护的盖伦学说。笛卡儿的《几何》不仅创立了为后来诞生的微积分提供了工具的解析几何,而且折射出影响万世的思想方法论。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标志着17世纪科学革命的顶点,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奠定了科学基础。分别以惠更斯的《光论》与牛顿的《光学》为代表的波动说与微粒说之间展开了长达200余年的论战。拉瓦锡在《化学基础论》中详尽论述了氧化理论,推翻了统治化学百余年之久的燃素理论,这一智识壮举被公认为历史上最自觉的科学革命。道尔顿的《化学哲学新体系》奠定了物质结构理论的基础,开创了科学中的新时代,使19世纪的化学家们有计划地向未知领域前进。傅立叶的《热的解析理论》以其对热传导问题的精湛处理,突破了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所规定的理论力学范围,开创了数学物理学的崭新领域。达尔文《物种起源》中的进化论思想不仅在生物学发展到分子水平的今天仍然是科学家们阐释的对象,而且100多年来几乎在科学、社会和人文的所有领域都在施展它有形和无形的影响。《基因论》揭示了孟德尔式遗传性状传递机理的物质基础,把生命科学推进到基因水平。爱因斯坦的《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和薛定谔的《关于波动力学的四次演讲》分别阐述了物质世界在高速和微观领域的运动规律,完全改变了自牛顿以来的世界观。魏格纳的《海陆的起源》提出了大陆漂移的猜想,为当代地球科学提供了新的发展基点。维纳的《控制论》揭示了控制系统的反馈过程,普里戈金的《从存在到演化》发现了系统可能从原来无序向新的有序态转化的机制,二者的思想在今天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自然科学领域,影响到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

另一种方式是不用枯燥的重复来建立越来越大的集合体。越来越复杂的有机分子就是如此,其中的每一个原子、每一个原子团都起着各自的作用,和其他分子中相应的原子或原子团所起的作用并不完全一样(在周期性结构中则完全一样)。我们或许可以恰如其分地称之为非周期性晶体或固体,于是,我们的假设就可以表达为: 我们认为一个基因——或许整个染色体结构①,就是一个非周期性固体。”

薛定谔关于遗传物质是“非周期性晶体”的说法具有深远的意义:一方面由于它的非周期性蕴涵着分子排列的多样性, 这就意味着遗传物质包含了大量丰富的遗传信息;另一方面由于具有晶格结构, 所有的原子或分子都与周围的原子或分子连接在一起, 所以相当稳定。

这里可以再次看出,有机体必须拥有一个相对巨大的结构,才能在其内部生活和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中得到足够精确的定律的保障。否则,如果参与共同作用的微粒数目过少,“定律”就不会太精确了。尤为苛刻的条件就是那个平方根。因为即便一百万确实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但仅仅小到千分之一的误差还远远配不上“自然定律”的称号。

平均经过50或60代的连续分裂之后,便足以得到一个成人所需的细胞数量[4]——如果再考虑到一生中的细胞更替,那就是这个数目的10倍。所以平均而言,我现在的一个体细胞只是形成我的那个卵细胞的第50或60代“后裔”。

沃森、克里克与威尔金斯因为共同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而共同获得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而三人均受到《生命是什么》一书的影响。

生命有机体借由推迟衰退到热力学平衡状态(死亡)的奇妙能力,用统计学理论的术语怎么表示呢?我们此前说过“它靠负熵生存”,它会向自身引入一连串的负熵,来抵偿由生命活动带来的熵增,从而使其自身维持在一个稳定而且相当低的熵值水平。

在我看来,伦理上的价值判断在生物学上发挥的作用似乎是:它是人类转向社会性动物的第一步。 ——薛定谔

的确,“奇迹是信仰最疼爱的孩子”。信仰越是精致、微妙、抽象和神圣,就越要担心人类那软弱无力的精神会死死地抓住奇迹——无论是多么愚昧的奇迹——作为其归宿和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