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悲惨故事的情节我们中国人都不陌生，所以也用不着再花费笔墨介绍了，这个世界其中一样至为至为荒谬的现象便是人间最凄惨的悲剧其实都很像，不值得复述太多。反倒是北韩政权洗脑工程之彻底能够叫人长见识。
那些悲惨故事的情节我们中国人都不陌生，所以也用不着再花费笔墨介绍了，这个世界其中一样至为至为荒谬的现象便是人间最凄惨的悲剧其实都很像，不值得复述太多。反倒是北韩政权洗脑工程之彻底能够叫人长见识。
德米克判定“这个政权的力量来自于把国家隔离在世界之外”。
为老师的“美兰”逮住了她追问原因，小孩答道：“我妈说假如我不哭，我就是坏人了”。而广场上还真有便衣在捉哭不出来的“坏人”，可见眼泪的重要。
进入市区，迎接旅行者的是铺天盖地而来的红色标语：“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万岁”。
这些巨大的建筑载体，笔直宽敞的街道、难以计数的石材与坚硬线条，从建筑的形式、布局到命名，充斥着对个人崇拜的迷恋与意识型态的张扬。
这些巨大的建筑载体，笔直宽敞的街道、难以计数的石材与坚硬线条，从建筑的形式、布局到命名，充斥着对个人崇拜的迷恋与意识型态的张扬。所有的空间现场，偏执而虚荣，全都是中央集权主义的特征，也是属于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的建筑语汇。
离开以后，我为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感到悲悯与哀戚，脑海中尽是他们热切但是空洞的眼神。在奢华威权的都市之前，世界看见建造者的动机、雄心、抱负与不安全感，但隐身在宏伟的背后，是无数待在神曲（Divine Comedy）候判所（Limbo）的灵魂。芭芭拉·德米克以详实细腻的笔法，为我们世代留下一份诚挚真切的文字纪录，朝鲜人民主义人民共和国不再只是卫星空照图里的虚空。
北韩的夜空值得一观。这里的夜景或许是东北亚最美丽的，在整个大陆上，它是唯一免于没烟、戈壁沙尘与一氧化碳污染的地方。过去，北韩工厂造成大量云雾，这种情况已补复见。现在已无任何人工照明与天上的繁星争雄。
这是一场严肃的对话，有时还相当沉重。当她提到自己眼睁睁地看着五、六岁的孩子饿死时，我们望着桌上的菜肴难以下咽。她的学生一个接一个的死去，而她只能教导他们身为北韩人是幸福的。金日成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两韩分裂开始后开始统治，直到一九九四年去世为止。金日成死后被尊奉为神，他的儿子暨继承人金正日则是神的儿子，就像基督一样。美兰从此成为北韩洗脑体系的严厉批判者。
某方面来说，所有独裁者都很类似。从史达林的苏联到毛泽东的中国，从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到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所有独裁政权都使用相同的伎俩：将自己的同乡耸立在每个城镇广场，将自己的肖像悬挂在每间办公室，就连手表的表盘上也放上独裁者的脸孔。
劳动党正式发布一道命令，要求男性的头发不许超过五厘米，但秃头的男子可以留到七厘米。情节严重者将会被公共标准警察逮捕。另外还有“纠察队”，这是机动的警察单位，他们在结构随机寻找违法者，而且可以无预警下闯入民众家中。他们会找出超过用电额度的用户，例如超过四十瓦的灯泡、加热板或电锅。在一次突袭检查中，有个民众慌忙间将加热板藏在毛毯里，结果居然把房子给烧了。
由于北韩太贫困，电力供应不足以维持电子监控，所以国家安全必须仰赖人力情报——告密。报纸偶尔会出现文情并茂的报导，描述勇敢的孩子纠举父母的违法行为。由此看来，因发表对当局不满的言论而被邻居告发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一九九○年刚开年，原本高耸的柏林墙已化为一片瓦砾，许多纪念品小贩争相抢破砖碎瓦以为贩卖之用。而就在这一年，两德即将统一。此时的苏联也开始出现分崩离析的征兆。毛泽东的脸孔成了到北京观光的美国游客购买的庸俗表盘图样。罗马尼亚前共产党领袖齐奥塞斯库——他与金日成有着亲密的私人友谊，这点并不令人意外——才刚再行刑队枪下伏法。列宁铜像从台座上被拉扯下来，砸个粉碎。
[6]而且费尽心思欺骗外来的访问者，乃至于欺骗自己。各级督导例行性地捏造农业生产与工业产出的统计数据，因为他们不敢告诉长官实情。为了圆谎，只好说更多的谎，从基层传达到高层的讯息没有一件是真的，所以可以想见金日成本人恐怕完全不知道经济的状况有多糟。
一开始是自发性的悲伤，后来却变调成爱国的责任。在十天国丧期间，妇女不许化妆或整理头发。饮酒、跳舞与音乐一律禁止。人民班记录民众前往铜像凭吊的次数以考察他们的忠诚度。每个人都受到监视。他们不只考察行动，也观察脸部表情与声调，以此来判断民众是否诚恳。
北韩人学会吞下自己的自尊与捏住自己的鼻子。他们从农村动物的排泄物中挑出来未被消化的玉米粒。船厂工人发展处一种技术，原本储存粮食的货仓底部残留着腐臭黏腻的东西，他们将这些东西刮起了，放在地面晾干，从中可以拾取一点未烹煮过的稻米与其他可食用的谷物。
没有人告诉民众该怎么做，北韩政府不愿公布粮荒的严重程度，于是大家只能自求多福。妇女们彼此交换烹饪心得。煮玉米时，玉米的壳、穗轴、叶子与茎不可丢弃，这些可以一起磨成粉。即使这些东西没有营养，但可以产生饱足感。煮面至少要煮一个钟头，让面条看起来大一点。在汤里加一点草叶，看起来就像加了蔬菜。把松树树皮磨成粉，可以做成糕饼。
除了在自家种植蔬菜，粮食不应该在市场上贩售，贩卖稻米或其它谷物必须严厉禁止。北韩人认为这种行为不仅非法，而且不道德，它如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眼中钉。任何私人买卖行为都会被盖上“经济犯罪”的戳记，而它的刑罚包括流放到劳改营，如果涉及贪污，甚至可能被处死。
当然，这是违法的，但话说回来，这种事在当时极为普遍。在北韩，无论提供性服务还是修理脚踏车，只要你收取报酬，就是犯罪。但是谁在乎呢？每个人都需要欺骗才能活下去。
民众必须随时携带“公民证”，这是一本厚十二页如护照大小的小册子，里面记录了证件主人的完整资讯。这种公民证是仿效旧苏联身份证设计的。
孩子睡觉时要提防其他帮派偷走他们的少许余粮。此外也流传着许多诡异的故事，提到成年人把孩子当成猎物。不只用来发泄性欲，也当成食物。金赫听说有人对孩子下毒，杀死孩子，大卸八块吃下肚。在火车站后面，靠近铁道边，有些小贩在小火炉上煮汤煮面，据说浮在上面的灰色肉块就是人肉。
故事变得越来越恐怖。据说有一名父亲饿到精神错乱，把襁褓中的孩子给吃了。还听说市场有一名妇女因为用人骨熬汤而遭到逮捕。根据我访谈脱北者的说法，至少发生了两件案子，一件在清津，另一件在新义州，有人因为吃人肉而遭到逮捕处死。然而这种情况应该不普遍，更不可能严重到像中国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大饥荒的成都，那场灾难造成三千万人死亡。
就连无家可归的孩子也不能免于制裁。金正日知道，如果纵容民众（无论他们几岁）在没有旅行许可证明下搭乘火车与渡河前往中国，他的政权将会垮台。
祖父余下的最后一笔钱买了一台索尼牌电视机。根据北韩法律，他必须向电波检查局登记这台电视机。北韩已经停产电视机，进口的电视机必须把频道固定在政府的电视台上，并且要去除选台功能——这是北韩版的功能限制品，用来防止电视机接收任何外界资讯。北韩人开玩笑说自己是“井底之蛙”。对他们而言，头上那块圆形光景就是全世界。拥有技术知识的人早已想出破解之道。如果是收音机，要破解很容易——拆掉收音机的外壳，切断粘在选台钮上的传送带，改用橡皮筋套上，这样你就可以任意选台。至于电视机则需要专门知识。
俊相日后提到，这个男孩让他感到觉悟。他终于确定自己不相信这个政府；这是个自我领悟的关键时刻，就像决定一个人是无神论者一样。但这也让他感到孤单——他与别人完全不同。他突然自我觉醒，开始担负从自己身上挖掘出来的秘密。
北韩大学生与知识分子不敢像其他共产国家的青年一样发动抗争。没有布拉格之春或天安门广场，因为这里的压迫非常巨大，任何有组织的抵抗都无法生根。抗议者的反政权活动招致的是恐怖的后果，不只是抗议者自己，连他的近亲与所有已知的亲戚都无法幸免。北韩体制对于有污点的血统进行压迫，株连三代，惩罚延伸到父母、祖父母、兄弟姊妹、侄甥、堂表兄弟姊妹。“许多人觉得，反正只是一条命，不如豁出去逃离这个恐怖政权，但受惩罚的不只是你，你的家人都会跟着下地狱”，一名脱北者跟我说。
北韩政权采取不寻常的措施来封锁人民。一九九○年代初期，清津与其他滨海城市的海滩竖起了栅栏，以防民众驾船逃往日本，北韩人因公出国时，必须将配偶与子女留在国内当人质，以确保他们回国。脱北者知道自己想获得自由，必须以牺牲自己亲人的自由为代价，他们的亲人很可能余生都要在劳改营度过。
一名北韩士兵日后回忆自己的同胞得到一只美国制的指甲刀，他拿出来向朋友炫耀。这名士兵剪了几根指甲后，赞赏刀锋的锐利与干净，同时对于这件小东西的力学原理惊异不已。接着他心情沉重地说：如果北韩连这名精美的指甲刀都做不出来，还要怎么跟美国的武器对抗？
脱北者静场发现自己难以安定下来。对于逃离极权统治的人来说，要生活在自由世界并不算那么容易得事。脱北者必须在一个拥有无限可能的世界里重新探寻自己。对于我们这些习惯自己选择的人来说，决定住在哪里、做什么、甚至于早上要穿哪件衣服，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对于一辈子都由国家为他们做决定的人来说，面对这么多选择，更足以让他们完全瘫痪。
北韩撑过了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中国市场改革、金日成去世、一九九○年代饥荒，与小布什总统的两任任期。小布什曾著名地将北韩，连同伊朗与伊拉克统称为“邪恶轴心”，并且暗示要让金正日跟萨达姆·侯赛因一样卷铺盖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