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中心问题就是那些具有良好用意的领袖是如何为使其人民的生活和景观能够现代化而设计出种种项目的。这些项目是如此巨大，如此忽视生态和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甚至当其致命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以后，仍然被不顾一切地继续推行。这已经成为我所关注的占主导地位的问题。我的结论是，“作为宗教信仰的极端现代主义”、独裁的权力以及软弱的市民社会为社会灾难和自然灾难的泛滥提供了条件。
这本书的中心问题就是那些具有良好用意的领袖是如何为使其人民的生活和景观能够现代化而设计出种种项目的。这些项目是如此巨大，如此忽视生态和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甚至当其致命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以后，仍然被不顾一切地继续推行。这已经成为我所关注的占主导地位的问题。我的结论是，“作为宗教信仰的极端现代主义”、独裁的权力以及软弱的市民社会为社会灾难和自然灾难的泛滥提供了条件。
第二个因素是我所称的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也可以说是一种强烈而固执的自信，他们对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生产能力的扩大、人们的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以及对自然（包括人类社会）的掌握有很强烈的信心。他们特别相信，随着科学地掌握自然规律，人们可以理性地设计社会的秩序。毫无疑问，这种意识形态产生于西方，是前所未有的科学和工业进步的副产品。
第三个因素是一个独裁主义的国家，它有愿望而且也有能力使用它所有的强制权力来使那些极端现代主义的设计成为现实。
社会的清晰性提供了大规模开展社会工程的可行性，而极端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愿望，独裁的国家则有实现这一愿望的决定权和行动能力，而软弱的公民社会则提供了等级社会作为其实现的基础。
一个受到乌托邦计划和独裁主义鼓舞的，无视其国民的价值、希望和目标的国家，事实上会对人类美好生活构成致命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