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境况》一书论辩的核心要旨之一在于：现代性的典型特征是将人类经验主体化/主观化（subjectivize），而这一日益加剧的倾向，致使人类被剥夺了他们最深层次的需要。
《人的境况》一书论辩的核心要旨之一在于：现代性的典型特征是将人类经验主体化/主观化（subjectivize），而这一日益加剧的倾向，致使人类被剥夺了他们最深层次的需要。
只有一起投身于那些在我们的公共世界里上演和发生着的故事之中，才能给生存赋予意义，否则我们的生存无非是乏味而平庸的沉闷苦工，寡淡而无聊。
当我们把自己的能量和精力悉数投放在私人关切上，那么，我们对一个由话语（discourse）与活动（activity）所构成的公共空间的经验就被挤压出局，这就致使我们被剥夺了人类生活中那些最为人性化的层面。
从阿伦特的视角看，自由主义或多或少地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从理论上将那些把生活圈定在一个尤为现代的社会中的界限正当化。
如何才能确保一个由种种共享的外观和主体间判断所组成的、可能的公共领域，以此来对抗主体化的威胁。[5]那我们可能也会这么想：要化解主体主义/主观主义（subjectivism）灾危，另有一个更为简易直接的药方，即某种这样的哲学，它断言在人类需要，或人类欲望，或人类兴趣/利益之中有着一种客观上共享的结构，换言之，也就是某种关于人类之客观自然/本性的理论。
康德当然是自由主义的一位经典旗手，而康德所代表的那种自由主义恰是阿伦特所拒斥的，她拒斥的理由在于：自由主义处心积虑地把公共领域构想得很狭窄，这种谨小慎微、全无雄心的构想本身也是处心积虑的，为的就是赋予不容侵犯的私人领域以崇高而首要的道德地位。
阿伦特提醒我们，如果有人认为，康德对问题的解决就在于把政府构造问题和他的实践理性相协调，那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因为康德自己就说过：“良好的国家体制并不能期待于道德，倒是相反，一个民族良好道德的形成首先就要期待于良好的国家体制。”
在康德那里“人生无常的忧郁情调”表现得很明显。这并不是说人的生命是短暂的，而是说它充满了如此之多的苦难，它是如此的不“容易”（easy），康德甚至说：“更长的寿命不过是拖长了一场与艰难困苦无休止地相角逐的游戏罢了。”[7]即使“人们可以期待800岁或者更长的寿命的话”，人类也不会因此而受益；因为“有着如此漫长的生命，其罪恶将会登峰造极，以至于这个物种配享有的最好命运就是，从这个地球之上被彻底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