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当代，因言治罪的文字狱都是反人道反人权的行为，有悖于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时代潮流。回顾中国历史，即使在家天下的帝制时代，从秦到清，文字狱的盛行，历来都是一个政权的执政污点，也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当代，因言治罪的文字狱都是反人道反人权的行为，有悖于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时代潮流。回顾中国历史，即使在家天下的帝制时代，从秦到清，文字狱的盛行，历来都是一个政权的执政污点，也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言论自由早已成为多数国人的共识，文字狱却是千夫所指。从客观效果上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监狱的高墙关不住自由的表达。一个政权不可能靠压抑不同政见来建立合法性，也不可能靠文字狱来达成长治久安。因为，笔杆子的问题只能诉诸笔杆子来解决，一旦动用枪杆子解决笔杆子的问题，只能造成人权灾难。只有从制度上根绝文字狱，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利才能落实到每一位国民身上；只有当国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得到制度化的现实保障，文字狱才会在中国大地上灭绝。
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在这里，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仪意见都会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别是那些不同于当权者的政见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这里，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选择，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决不会因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
图书市场上色情、暴力东西的大泛滥，也说明了共产党想用一种娱乐化的、喜气洋洋的方式来淡化人们对”六四”的记忆；来消解人们因为”六四”所激发的不满情绪。
这个民族的灵魂 惯于把坟墓记忆成宫殿 在有奴隶主之前 我们已经学会了 怎样下跪才最优美。
另一种权威源于统治者的以暴力为支撑的强加民意，使被统治者在暴力的威慑下别无选择地服从政府权威，而不是基于民众自愿的选择，这就是专制政治下的政府权威。
主要由德国犹太知识分子构成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立场，更根本的动力来自现实的苦难—不仅源于纳粹所制造的人类浩劫，而且源于对产生纳粹体制的整个现代社会的失望；他们的批判最为关切的是具体的活生生的苦难，旨在确立人的个体性和主体性的。所以，阿多尔诺才说：奥茨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本雅明才说：正因为绝望，希望才给予我们。
二十世纪是一个大邪恶造成大苦难的世纪，不仅是法西斯极权和共产极权对人类肉体的集体性灭绝，更是二者的舆论垄断对人类精神的扼杀。换言之，二十世纪最醒目的标志，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的崛起，而是无视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反人性嗜好及其制度的盛行。
法西斯是权威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结合，并利用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来达到其非理性主义的施虐目的。当理性的经济人出于精确的计算而逃避自由，转向权威寻求安全时，对自由的恐惧和对权威的乞求，最终将变成对暴政的恐惧和对谎言的麻木。换言之，失落了价值理性的工具理性，往往成为助纣为虐的非理性主义暴政的帮凶和工具。
如果没有自由主义对共产主义的遏制战略，共产极权政权也许不会一直处在被颠覆的恐惧之中，而没有恐惧就不会对内实行那么残暴的专政，苏联也不一定在五十年代中期和六十末把坦克开进华沙、布达佩斯和布拉格，以赤裸裸的武力维持东西对峙的冷战格局。
她在法庭上指出，这次在以色列的审判所表现出来的民意，正是被仇恨毒化的群体意识，带有狭隘、盲目甚至野蛮的性质。因而这种民意恰恰是正义之外的其它东西：痛苦、怯懦、背叛、耻侮、残酷以及根深蒂固民族的或种族的仇恨—以复仇代替正义，以情绪审判代替法律程序，成为此次审判的预设原则。而以复仇为正义、以群体情绪代替法律公正的审判，无论以怎样的苦难为基础、以多么强烈的民意为后盾，恰恰都是对正义的背叛和亵渎。因为，仅仅是一个被压迫的民族对压迫者的狭隘报复，与人类普遍的正义无关。
可以说，孔子编《诗经》和《春秋》，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具有编撰权力的人根据自己的偏见任意剪裁历史遗产。中国历代执政者对文化遗产和历史的态度，完全继承了孔子开创的传统，每一代重编文化遗产的过程，就是一个”删改、隐讳、虚美”的过程，中共执政后对历史和文化遗产的唯我所用的粗暴态度，就是删诗传统的登峰造极的泛滥。
所谓的康乾盛世的另一面是：文字狱诛灭文人，编书销毁文献，正如鲁迅所言：”全毁、抽毁、剜去之类的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清人篡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
在中国的历史上，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割了司马迁的屌到明清文字狱，绵绵不绝的”三讳”传统伴随着同样漫长的”文字狱”传统，说假话大话空话的人可以官运亨通和名利双收，而说真话实话的人大都遭遇悲惨，仅仅是言论被封杀已经是最轻的惩罚了，许多人因言论而身陷囹圄、被割喉处死，死无葬身之地者也大有人在。
中国号称历史意识最发达的民族，而且一说到历史就是”五千年灿烂”，但是历代史家并没有为后代提供多少真实的历史，中国人的记忆没有连续的积累，每一代之间都有难以填补的断层，特别是对灾难及其罪恶的记忆，更是大片空白。在仍然独裁的秩序之下，如果自由反抗独裁的斗争就是记忆对遗忘的抗拒，那么中国独裁制度的几千年延续，就是得力于民族记忆的空白。这空白要么制造遗忘，要么扭曲记忆，我们几乎无法从过去的历史中积累诚实的经验。这种对民族记忆的大清洗与一次次改朝换代对有形财富的大破坏大掠夺相配合，遂使同样的历史悲剧一次次重演—每一代接受的大都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废墟。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雅典的民主制对苏格拉底的审判是多数暴政，因为它只承认多数的权利，而不承认少数的权利；
雅典的民主制对苏格拉底的审判是多数暴政，因为它只承认多数的权利，而不承认少数的权利；只尊重城邦多数的信仰，而不尊重个人选择的信仰；只允许多数表达的言论自由，而不允许异己者表达有违于多数的言论。一种只保护多数权利或城邦利益而不保护少数权利和个人利益的制度，可以是民主制，但绝不是自由制度。换言之，无论审判权力的来源多么合法，仅以思想及言论为理由的治罪都是暴政。
立的一面是确立”天赋权利”的思想，即人在生而自由这点上，具有平等的权利和尊严，无论是国家、政府、群体、个人，良性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公德的创建，都必须建立在对个人的自由和尊严的平等对待之上。
哈耶克的全部理论根植于由休膜、洛克和康德共同开拓的哲学传统：理性的界限、经验的界限、知识的界限进而是人的能力的界限。任何诚实地面对自身能力的理性探究，首先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有限性。
制之所以是万恶之首，完全是由于它把人当作一个无思维能力和无行为能力的人，必须接受别人指导、安排、恩赐的被动之物，也就是不把人当作人来对待，在强制之下，人不是目的，而沦为工具，为实现他人目的的工具。
法治的道义基础决不是中立的，而是为了保障自由的。在法治秩序中。政府是为保障和促进个人自由而建立的，政府只有服务于民众的责任，而没有要求个人服务于政府的权力。具体的讲，法治的主要功能是保障个人免遭非法强制，限制政府的权力，防止政治权力对个人自由造成任意侵犯。法治要让任何非法的强制行为付出代价，无论是强奸犯、纵火犯、杀人犯，还是国家公务员滥用权力造成的强制，都要受到法律的强制性追究和惩罚。
人类的统治就是从意志统治到法律统治的过程。
学会敬畏，学会谦卑，学会在危险和恐惧中坦然面对厄运并对未来保持乐观的信心，学会以一种发自内心的坦诚与人相处，这就是朋霍费尔的圣徒人格的启示。
与真正的艺术相反，工业社会的大众文化不过是精神快餐和乐感消费，迎合着物质高度丰富的享乐时代，适应着工具化模式化的工业生产方式，使人的精神变得平面化或单面化，丧失了对真正艺术的欣赏能力。
马克思说：过去的哲学家只在于怎样解释世界，而关键则在于改造世界！但是，按照他的理论对世界进行的革命改造，企图建立人间天堂的实践造就的恰恰是人间地狱。
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具有完全排他的封闭的理想性，只制定一种必然规律作为类神的绝对命令，只确定一个阶级作为上帝的选民，只指出一条道路并只通过一种手段作为通向世俗天堂的必由之路。这种绝对化唯一化的理论很容易转化为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或者说，这样的理论就是为极权者说服民众准备的。
韦伯理解的社会发展动力是多元的综合的，他特别强调宗教及其伦理等精神性传统对现代化的推动作用，而马克思则把社会发展的动力归结为单纯的物质力量──经济及其生产力的进步；
韦伯理解的社会发展动力是多元的综合的，他特别强调宗教及其伦理等精神性传统对现代化的推动作用，而马克思则把社会发展的动力归结为单纯的物质力量──经济及其生产力的进步；韦伯认为社会的发展是自发演进的，传统的作用非常巨大，并没有某一个群体或个人能够在道德上和理性上完美无缺而成为社会的救世主，而马克思则强阶级斗争以及与一切传统的彻底决裂，拣选了一个无产阶级作为在道德上凌驾驭其他群体的救世阶级，拣选一个政党（共产党）作为领导一切的救世精英；
任何统治，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道义之源，终将沦为暴力和谎言的强制统治，一种以专门制造恐怖为职业的暴力，配备着一种专门以制造谎言为职业的意识形态。用谎言掩饰暴力，用暴力支撑谎言，为人性之恶的尽情发挥提供无限的可能──普遍恐怖造就的普遍无耻是这类统治的基本特征。
在暗无天日的时期，生存下去与反抗到底的姿态相互激荡，不仅需要勇气、耐心、韧性，更需要一种豁达而智慧的幽默感。在苦难深渊中微笑的人，需要的恰恰是卡夫卡式的冷静与哈谢克式的幽默。
中国文化从来都是极端世俗化的，没有为知识人提供过独立于官方意识形态的价值支撑，信仰的空白必然导致灵魂的肤浅，到处都是人格化的神，孔庙、道观、佛寺里供奉着数不清的偶像，帝王大禹是神，智者诸葛亮是神，武夫张飞是神，贞女烈妇也是神。流传至今的儒、道和佛三大宗教，也被世俗的功利欲求所渗透。西方人进教堂，手中一本《圣经》，足矣！他们求得是自我忏悔和上帝启示；中国人进庙宇求神拜佛，为的都是极为具体的功利目标，所以大都要带上供品，实质上是在贿赂或收买神灵。
小说中的剧毒是想象，毛泽东极权的剧毒却是不争的事实。毛时代，国人对权力和斗争的崇拜是赤裸裸的剧毒，不光毒死了几千万人的肉体，也毒化了几亿国人的精神，让中国陷于全民性的愚昧、狂热、仇恨和个人崇拜之中；邓时代，国人对金钱的膜拜是裹了糖衣的剧毒，让国人普遍地屈从于利益收买而出卖尊严，活在口是心非、惟利是图、不择手段的厚黑之中。正如克里玛所言：”每个个人，不管他内心如何，都必须仿效官方的样板。他个性的发展受到限制，人类头脑和精神的空间变得越来越狭窄。”
据目击者回忆，福柯表现得非常勇敢，面对警察时他自告奋勇地站在最前列。此刻的福柯，既是有身份的教授，又高兴得像个调皮的顽童，一边兴高采烈地投石块，一边尽量小心不弄脏自己的丝绒西服。
1978年，福柯成为保护越南难民人权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并与萨特一起向法国政府递交请愿书；1979年，他与萨特一起为救助越南难
《死屋手记》和《地下室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创作的开端之作，最鲜明地表现出陀氏对人性恶的深刻洞察和擅长心理分析的特点。更为重要的是，这两部作品标识出陀氏后期创作的主题：对苦难的关注、对人性恶、上帝和理性局限的思考。
陀思妥耶夫斯和卡夫卡的小说，以深刻地揭示人和世界的荒谬而不朽，但在中国，陀氏的地下室和卡夫卡的城堡就是生活本身。中国式荒谬却无法产生伟大的作品，大概是因为中国式荒谬，是任何文学荒谬无法比拟的。当荒谬在中国变成人们的日常生活之时，中国人必然丧失对荒谬的敏感，也就谈不上以美学的形式表现荒谬了。
陶行知还有一句话，读之，令我这个狱中人目瞪口呆，简直就是精神宪兵的行为：”检查他们的头脑如同检查行李一样。”而这，正是对一切极权制度进行灵魂操控和思想审查的经典概括，也在毛泽东时代的思想专制中得到了最好的践行。
我仅仅是想指出：独裁社会中的传统士大夫人格，最刚烈者甚至可以达致”朝闻道，夕可死”的人格极致，却与自由社会的独立人格决不类同。产生过无数宁死不屈的烈士的中共，一旦大权在握便成为最善于进行阉割灵魂的思想屠夫。
于是，我们看到，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中，凡是极权国家都曾有过群体性的个人崇拜癫狂，从希特勒到墨索里尼、从斯大林到毛泽东、从金日成到波尔布特、从萨达姆到霍梅尼。这些自称可以造福于千秋万代的人间偶像，他们都曾得到过全国性甚至世界性的崇拜，却一个个变成了贻害无穷的暴君。
其中，俄国民粹主义更符合我们今天对”民粹主义”的理解：”激进的知识分子将农民理想化，希望在俄国农村中残存的集体耕种的传统基础上建立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
海德格尔思考哲学问题很严谨，他处理婚外恋也很严谨，甚至像时钟一样刻板。海德格尔规定，他们之间频繁交换的情书，必须用密码；他们的幽会必须以秘密接头的方式，时间计算得要分秒不差；海德格尔还规定，相约的信号要极为严格：敞开窗子表示有机会，开着门暗示有危险；开几下灯表示无人，关几下灯表示有人。奇怪的是，如此苛刻的要求居然没有受到汉娜的任何反抗。
看来，无论东西方的文化差别有多大，极权体制对人性的扭曲却是同样严重的，流氓成性的独裁者对知识精英的征服和利用也具有类似的共性：只需要一双残暴的沾满鲜血的手。用海德格尔德话说：这双手，”既不是什么原理，也不是什么理念”，而是”今天和未来的德国的现实和它的法律。”
国学者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罪行、恐怖与镇压》详尽记录了共产主义极权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浩劫：二十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试验的沉重代价为八千五百万到一亿条人命。如果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法西斯主义的极权所造成的六千万人的死亡，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的灾难可谓史无前例。
这些在自由民主的国家中制度化的对政治权力的监督，在中国大陆以及一切极权主义制度的执政者看来，简单是匪夷所思。因为凡极权者都不明白，政治权力是人类社会中最具公共性的资源，权力乃社会之公器，只能用于公益。
这些在自由民主的国家中制度化的对政治权力的监督，在中国大陆以及一切极权主义制度的执政者看来，简单是匪夷所思。因为凡极权者都不明白，政治权力是人类社会中最具公共性的资源，权力乃社会之公器，只能用于公益。而且人的弱点又决定了权力的腐蚀性难以抗拒，非有公开的严格的制度化监督便不足以遏止权力对人的腐蚀。因为政治权力的公共性，权力一旦腐败，其破坏力之巨大超过任何其他的人为灾难。
人类的政治制度的演变史，就是一部怎样才能有效地防止执政者把公共权力化为私人财产的历史，而防止公共权力的私有化，绝对化的最佳的制度选择就是自由优先的民主宪政。自由、公开、平等的全民大选就是民主宪政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既是每个公民的政治权利的行使，也是制度化地确保政治权力来源的公共性。虽然这种方式无法根绝权力产生中的所有腐败和不公，例如各国大选中的”黑金政治”和”舆论操纵”，但是，一人一票公众授权是到目前为止人类所能找到的弊端最少的权力产生的方式，这种方式既避免了权力交替过程中的暴力和阴谋，又保证了权力来源的公正。而且为了把选举中出现的不公正所造成的对公益的破坏尽量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人类在不断地完善着事后的制度性的补救措施。不论选举中的不公正在任何时发生，一旦被揭露，玩火者必自焚。德国的前总理科尔和以色列总统魏兹曼即将面临的法律审判就是明证。
人类的政治制度的演变史，就是一部怎样才能有效地防止执政者把公共权力化为私人财产的历史，而防止公共权力的私有化，绝对化的最佳的制度选择就是自由优先的民主宪政。
尽管民主宪政也无法达到绝对完美，不可能根绝所有政治丑闻，但是它起码能把人类之恶尽可能地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并通过日益健全的纠错机制来进行事后的补救。而极权政治之恶既不能事前防范也很难事后补救。极权体制下的”平反”不过是执政者权术的一部分或偶尔的良心发现，而且是皇恩浩荡的恩赐，要涕泗横流、谢主龙恩。
正如哈维尔所说：极权制度所毁灭的不仅是人的尊严和自由，更是人性本身。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专制历史最长的国家，直到自由主义的价值及其制度安排已经成为世界文明的主流且以不可阻挡之势地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人的绝大多数仍然生活在极权主义之下，十几亿人仍然不能自由、公开地行使对执政者进行选择和监督的权利，公共权力仍然是一党及其利益集团的私产，权力的更迭仍然以”钦定接班人”的中世纪方式进行，权力的制度性腐败仍然无法遏止。
极权主义的受害者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极权制度的同谋。
我认为，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安排之所以节节胜利、成为世界文明的主流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与其说是受惠于物质或科技的进步，不如说是得益于人类对道义的追求和坚守。如果没有这种对自由与和平的持久而坚定的道义立场，人类也许早已毁灭于自己的科技进步了。从古至今，国与国之间的竞赛，与其说是科技的竞争，不如说是制度的竞争，制度创新可以包容并激励技术创新，但是技术创新绝不能涵盖制度创新，决定胜负的最终因素是制度而非科技。而制度竞争的说到底则是道义的竞争，谁拥有道义的优势，谁就是最后的赢家。当今世界，宪政民主制度相对于其它制度的优势，就在于这种制度的道义立场—实现并保障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利，为人的创造力的最大限度发挥提供最有效的制度激励。
错，台湾人是中国人，但是台湾人首先是大写的”人”—一个个具有天赋的自由和尊严的人。而人的自由和尊严是超越地域、国界、种族、文化、阶层。的界限的。每一个人都有免于他人（特别是暴力）的侵犯和强制的权利，有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居住地的自由。台湾人作为人类的个体，其自由、尊严和权利不仅受到台湾宪法的保护，而且受到《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的保护。
天的国际社会决不会忘记二十世纪的狂热民族主义演变成法西斯主义的惨痛教训，坐视任何可能出现的对人权与世界和平的威胁。同时，拥有了自由和尊严的人民，也决不会屈从于武力强权的威胁，因为反抗强权是世界公认的基本人权，而世界公理就是人心之所向和道义之所在。
在言论自由已经成为人类公认的基本权利和社会公正之标准的今天，在大陆中国，统治者从来没有对自己的暴行做过任何忏悔，没有对那些因言论而受迫害者做过一次哪怕是装点门面的道歉。言论自由仍然是一种即使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也争取不到的公民权利，大陆的警察仍然可以采取蒙昧时代的野蛮手段—割掉舌头—来扼杀人们说话的自由。从古至今，无论时代怎样变，只要极权制度不变，所有的极权者为了维护其绝对权力不受挑战，他们就必然要控制言论，而控制的方法万世一宗—先用小恩小惠收买社会的舌头，收买不成，再用强权的暴力之刃割掉社会的舌头。
在此意义上，鲁迅完全有资格蔑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知识份子。还是鲁迅目光刻毒，一眼看穿了中国从来没有独立的”知识阶级”。从世纪初中国人围观日本人杀中国人时，那种一脸麻木和愚笑的看客表情，到世纪末中国人面对极权政府的大屠杀时，这种遗忘和冷漠的懦夫姿态，一百年的苦难居然什么也没有改变：”时间永是流驶，都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
我们已经靠刺刀下的谎言、无耻、自私、懦弱生活了太长的时间，以至于我们已经完全失去了记忆和时间，麻木地活着，无穷无尽，从零开始到零结束，我们有什么资格自称是伟大的民族？
这是一切极权制度所特有的不见血刃的残酷，而在中国尤为惨烈。从五十年代的土改、镇反、思想改造、三反五反、高饶反党集团、胡风反党集团、肃反、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到六、七十年代的四清、社教、文革、反击右倾翻案风、四五，再到八、九十年代的清污、反自由化、六四、镇压民主党及所有持不同政见者、打击法轮功及一切民间组织，五十年来，偌大的中国，十几亿人口，几乎找不到一个完整的家庭，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朋友背叛，一个异己分子就要株连一群无辜，一个人因持不同政见而坐牢，其亲人朋友都要受到警察的违法骚扰。
由政府主导的爱国主义情绪成为一箭双雕的工具：对内，作为中共”稳定压倒一切”的专制秩序的合法性辩护，也作为整合、动员民意的意识形态符号；对外，作为抗拒西方霸权与和平演变的说辞，也作为不放弃以武力统一台湾的根据。
如托洛斯基所说：极权制度的分配原则决不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而是”不服从者不得食”。用全社会的资产去供养对独裁权力效忠的人，按照等级分配政治权力，再让权贵们合法地占有主要的社会资源以从中牟取巨大利益，是为了保证政权系统内部的稳定和减少摩擦。现在的反腐败决不是真正的反腐败，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了要挟他人获得利益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因为任何腐败都是权力滥用的结果，政治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的制度，本身就是腐败的。仅举几项就能说明问题。
一个知识分子，面对一个无耻而残忍的制度，身处一个健忘而麻木的民族，想做一个诚实的人、有尊严的人，进而以高贵的人性自我期许，那么，除了叛逆之外就再也没有别的选择了。无论选择什么样的生存方式，总要付出必要的代价，不为自由、尊严和高贵的健全人性付代价，就要为奴役、乞求和委琐的病态人性付代价。
以马克思主义为标志的共产主义实验的整体失败，使人类企图一劳永逸地建立人间天堂的预言和乌托邦彻底破产
反思过去，二十世纪几乎被血腥所淹没。导致这种血腥世纪的主要根源就是现代极权主义。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以两次世界大战和现代极权的崛起为标志，纳粹的种族灭绝和斯大林的大清洗都是极权主义的人为罪恶，是日益文明的人类向野蛮时代倒退的可耻记录，似乎人类根本无法摆脱自身的原罪宿命—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野蛮。
如果说，良知的麻木可以使人在任何处境下获得非人的享乐的话，那么大陆人所沉溺于其中的正是这种享乐。如果在一个制度下，大众只有选择卑贱的享乐才是安全的和有利可图的，那么无权者出于无奈的选择就算是再野蛮再冷酷，其主要责任都必须由制度以及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和维护者来承担。
半个世纪的苦难和二十多年为政治民主化所付出的代价，应该教会我们百倍地珍惜那些来之不易的资源，使之转变为道义凝聚和政治动员的整合象征，而不是沉溺于政治暴发户的轻率和狂妄之中，挥霍苦难、浪费鲜血、一任宝贵资源的急遽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