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并不是无限开放的，在人类达成一个能满足其最深层、最基本的愿望的社会形式之后，它就会终结。因此，这两位思想家都设定了一个“历史的终结”：对黑格尔来说，这个终结就是自由国家，而在马克思那里，则是共产主义社会。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并不是无限开放的，在人类达成一个能满足其最深层、最基本的愿望的社会形式之后，它就会终结。因此，这两位思想家都设定了一个“历史的终结”：对黑格尔来说，这个终结就是自由国家，而在马克思那里，则是共产主义社会。
但是，历史的经济解释并不完备，而且不能令人满意，因为人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动物。尤其是，这种解释无法真正说明为什么我们是民主主义者，即为什么我们信奉人民主权及法治下的基本权利保障的原则。
根据黑格尔的说法，人和动物一样，有饮食住居及最重要的自我保存的自然需要和欲望。然而，人从根本上说又不同于动物，因为他还对他人有欲求，即他想要“被承认”。特别是，他想要作为一个人被承认，即作为一种具有一定价值或尊严的存在者而被承认。
如果人们只有欲望和理性，那他们就会满足于市场导向的威权国家，比如佛朗哥的西班牙，以及军人统治下的韩国或巴西。可是，他们对于自身的自我价值有一种充满激情的自豪，正是这种充满激情的自豪促使他们向往民主，因为民主政府待他们如成人而非孩童，并且承认他们作为自由个体的自主权。在我们时代，共产主义之所以为自由民主所取代，原因就在于共产主义所提供的承认形式有重大缺陷。
正因为此，宗教、民族主义和一个民族的伦理风俗习惯总和（宽泛意义上的“文化”），传统上被认为是建立成功的民主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的障碍。
是否存在所谓的进步，我们是否能够构建一种连续的、定向性的人类普世史。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我们太过忙于考量左翼和右翼的极权主义，无暇认真思考人类普世史的问题。但是，随着这些极权主义的衰败，随着这个世纪临近终结，我们有理由再一次提出这个古老的问题。
人类历史乃是进步的记录——它记录下知识的积累和智慧的增长，记录下智力和福利从较低水平向更高水平的不断提升。每一代人都把继承来的财富，根据自己的经验加以改良，再以自己取得的胜利果实而使之扩增，然后再传递给下一代……人类福利的增长，已不再受缚于任性而为的君主的干预，如今只受伟大的天意法则的仁慈指导了。
二十世纪的经验大大动摇了科学技术是进步之基础的主张。因为，技术能力能否提升人类生活，关键在于人类道德是否同行并进。若没有道德的进步，技术的力量就只会促进邪恶目的，而人类的境况也会比以前变得更糟。
人们常常认为，全球信息技术和实时通讯促进了民主理想的推广。美国有线新闻网络（CNN）曾向全世界播报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以及那一年晚些时候的东欧革命。但是，通讯技术本身是价值中立的。
人类历史并不沿着一个唯一的方向前行，似乎可以说，有多少民族或文明就有多少目标，而自由民主在这些目标之中并不具有特别的优势。
许多右派认为，苏联这样的“失败社会”仍可以通过创建列宁式的极权主义找到通向权力的钥匙，借此，一小撮“官僚独裁者”能够运用现代组织和现代技术的力量，对大量群众进行近乎无限期的统治。极权主义不只是成功地胁迫了它的臣民，而且还迫使他们把共产主义主子的价值植入脑髓。
极权国家与单纯的威权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对底层社会控制的残酷程度，完全封死了变革或改良的可能：因此，“这个世纪的历史表明，期望激进的极权体制进行自我转型，无异痴人说梦”。
民主国家要维持严肃的、长期的外交政策，会面临诸多大难题。[15]它们因自身的民主本性而被牵绊，因为民主争论必然会产生意见的多元化、自我怀疑和自我批判。因此，“就目前的情形而论，各种琐屑的不满对民主国家的侵蚀、扰乱，令之动摇、瘫痪，比起骇人的饥荒和持续的贫穷对共产主义政权所造成的破坏，还要更迅速更深刻，因为共产政权下的臣民没有真正的纠错权利和手段。不错，一个以持续批判为基本特征的社会，是唯一一种适于生活的社会，但也是最为脆弱的社会”。
对于美国或英国的人民而言，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不一定是一个现实的选择，但对于俄国人而言，它却被认为是一种真正的选择，因为他们有独裁政治和中央集权的传统，更不要说中国人了，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之所以致力于共产主义，是为了去除历史遗留下来的殖民统治、落后和屈辱。
采取自由民主制的国家想当然是脆弱的：对一定范围的个人权利的保护，就意味着对国家权力的严格限定。
采取自由民主制的国家想当然是脆弱的：对一定范围的个人权利的保护，就意味着对国家权力的严格限定。相反，右翼和左翼的威权主义政权则试图利用国家权力侵占私人领域，对其加以控制以达到各种目的——比如扩充军力，推动平均主义的社会秩序，以及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
归根结底，最终使这些强权国家倾塌的关键缺陷是合法性的缺乏——也就是观念层面的危机。合法性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正义或正当；它是一个存在于人们的主观认识中的相对概念。一切能够有效运行的政权都必须基于某种合法性原则。
在整个民众之中缺乏合法性，并不会造成政权的合法性危机，除非这种合法性的缺乏开始影响到与这个政权紧密相连的精英分子，尤其是那些垄断着强制权力的人，比如执政党、军队和警察。因此，当我们谈论威权体制中的合法性危机时，说的是那些精英内部存在着危机，而他们之间的团结是政权有效运行的基础。
一位独裁者的合法性可以有不同的来源：既可来自豢养的军队对他的个人效忠，也可来自一套精巧的意识形态，为其有权统治加以辩护。
在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国家上，我们将运用严格的形式民主定义。如果一个国家赋予人民普遍、平等的成人选举权，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定期不记名的多党选举产生他们自己的政府[5]，那这个国家就是民主国家。
康德认为，历史应有一个终点，也就是说，有一个蕴含在人类当前潜能之中的最终目的，正是这个最终目的使整个历史变得可理解。这个终点就是人类自由的实现，因为“构建一个社会，使外部法律之下的自由与不可抗拒的权力（即一部完全正义的公民宪法）实现最大限度的结合，是大自然交给人类的最高难题”。
若把所有社会和所有时代考虑进来，普世史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是否有全面的理由让人们可以期待向共和政府——即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自由民主——前进的普遍的人类进步。
在黑格尔看来，人类自由的具体化就是现代的宪政国家，或者就是我们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人类的普世史无非就是人向完全合理性的攀升，以及对这一合理性如何在自由的自治政府中表达自身的自觉。
黑格尔远不是什么国家的维护者，他完全可以被认为是公民社会的辩护者，也就是说，他也是一位为确保私营经济和政治活动这一广大领域不受国家控制进行辩护的哲学家。马克思就是这样理解他的，这也是他把黑格尔当作资产阶级的卫道士加以抨击的原因所在。
人类历史不仅必须看作是不同文明和物质成就之间的延续，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应看作不同意识形式之间的延续。
人类历史不仅必须看作是不同文明和物质成就之间的延续，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应看作不同意识形式之间的延续。意识——即人类思考对与错、所满意的活动、对于诸神的信仰等这些基本问题的方式，甚至是他们认知世界的方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根本变化。
几乎所有反技术的学说，都能在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思想中找到共同的起源，他是第一个质疑历史“进步”之善的现代哲学家。卢梭在黑格尔之前就明白了人类经验本质上的历史性，以及人的本性自身如何随着时间而改变。
人自身在历史中创造出来的新需要具有无限的弹性，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满足。现代经济尽管极具效率且不断革新，也总是在满足每一个需要的同时创造出另一个新的需要。人们之所以不幸福，并不是因为它们无法满足某些确定的欲望，而是因为新的需要及其满足之间持续地存在着鸿沟。
按照卢梭的说法，人要有可能得到幸福，就必须从现代技术的单调工作及其所创造的需要的无限循环中摆脱出来，恢复自然人的某种完整性。自然人既不生活在社会中，也不会与他人比较，更不用生活在充满恐惧、希望和期待的世界中，这些东西都是社会人为造成的。相反，他因体验到自己的存在感受，体验到自己作为自然世界中的一个自然人的感受，而觉得幸福。他并不试图想用理性去掌控自然；这样做是不必要的，因为自然本来就是有益的，而且作为一个离群索居的个体，理性对他反而是不自然的东西。[
苏联出现的这种转型速度似乎向许多人证明，警察国家专制统治下的中央计划经济，比自由人运作的自由市场经济能更有效地实现快速工业化。
共产主义世界的这些例子一度表明，现代自然科学的逐步展开，恰好把我们导向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谓的合理的官僚专制噩梦，而非一个开放的、创造性的和自由的社会。
说到底，中央计划经济的失败与技术革新问题有关。科学探究最好是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中进行，在那样的环境中，人们才得以自由地思考和交流，更重要的是他们会因创新而得到回报。
现代经济极其复杂，中央集权化的官僚制度无论技术如何先进，都没有能力管理。为了取代需求导向的价格体系，苏联的计划经济负责人曾试着颁布自上而下的对于资源的“社会公平”分配。许多年来，他们认为更大的计算网络和更好的线性规划可以使中央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但事实表明，这只是个幻想。
这一经验告诉我们，切不可低估极权或威权国家长时间抵制经济合理性要求的能力——就苏联和中国来看，可长达一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
民主联合是一种共相，这一基本观点……认为，社会越大越复杂，有效的政治组织就越重要，这里的有效不只是指行政能力，也包括且不限于它对普遍的法律秩序的支持……那些在本质上不同于民主联合的制度形式，是无法……使具体的个人和团体在行使［权力和权威］以及形成某个具有束缚力的政策决定时取得共识的。[
[17]民主国家允许参与，因此会有反馈，若没有反馈，政府就会偏向于那些大量增加国家财富的大企业，而忽视分散的个人公民团体的长远利益。
[24]因此，美国的民主几乎无需面对其他更古老的社会中出现的一些较为棘手的社会冲突。
如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向年轻人普遍灌输的，是看待二十世纪思想的历史主义观点和相对主义观点。这样当然培养了他们对不同观点的宽容，从而准备好了做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公民，但是，这也使得他们找不到最终的根据，来说明自由民主对于其他一切政体的优越性。
如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向年轻人普遍灌输的，是看待二十世纪思想的历史主义观点和相对主义观点。这样当然培养了他们对不同观点的宽容，从而准备好了做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公民，但是，这也使得他们找不到最终的根据，来说明自由民主对于其他一切政体的优越性。
如果一个国家的首要目标是经济增长，那么最适合的体制既不是自由民主，也不是列宁式的或民主式的社会主义，而是自由经济与威权政治的结合，有论者称这种结合为“官僚威权国家”，而我们会称之为“市场导向的威权主义”。
尽管民主国家的选民理论上认可自由市场原则，但是，一旦他们自己眼前的经济利益有受损的危险，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弃这些原则。换句话说，我们无法假定民主国家的公众在经济上会作出理性的选择，或者经济上的失败者不会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来保护他们的经济地位。民主政权反映了社会中各种不同利益集团要求，但它作为一个整体则倾向于关注福利，通过拉平工资的税收政策来抑制生产，保护败落和没有竞争力的产业，因此导致了较大的预算赤字和极高的通胀率。
功能论证的一个变种是：自由民主是确保市场的正确运行所必需的。也就是说，威权政权由于监管着市场经济，因此几乎不会完全让市场经济独自运行，它总是会为了增长、公正、国家权力或任何其他种种政治目标而利用国家权力来干预市场经济。可以说，唯有政治的“市场”的存在，才能防止国家通过提供回馈对经济的不适当干预，才能抵制不明智的政府政策。这一观点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作出的，
在二十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希特勒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似乎成了走向死胡同的历史岔路，而不是人类社会组织的真正方案。这些纯粹的极权主义不仅牺牲的人无以数计，而且它们持续的时间不会超过统治者的有生之年——希特勒主义在1945年毁灭，斯大林主义在1956年毁灭。
在二十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希特勒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似乎成了走向死胡同的历史岔路，而不是人类社会组织的真正方案。这些纯粹的极权主义不仅牺牲的人无以数计，而且它们持续的时间不会超过统治者的有生之年——希特勒主义在1945年毁灭，斯大林主义在1956年毁灭。许多其他国家试图以某种方式复制极权主义，从1949年的中国革命到1970年代中期在柬埔寨进行种族屠杀的红色高棉，期间还出现了无数邪恶的专政，从左翼的朝鲜、南也门、埃塞俄比亚、古巴和阿富汗，到右翼的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
但是，所有后来自许的极权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它们都出现在相对落后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2]共产主义在发达国家的持续失败以及它在刚刚进入工业化第一阶段的国家的盛行表明，恰如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所说，“极权主义诱惑”主要是一种“转型病”，是某些处于一定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因其特殊的政治和社会需要而产生的
但是，所有后来自许的极权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它们都出现在相对落后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2]共产主义在发达国家的持续失败以及它在刚刚进入工业化第一阶段的国家的盛行表明，恰如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所说，“极权主义诱惑”主要是一种“转型病”，是某些处于一定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因其特殊的政治和社会需要而产生的病理状态。[
正是霍布斯第一个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政府的合法性来自被统治者的权利，而不是来自神圣的王权，也不是来自统治者的天然优越性。
国家合法性的唯一源泉，就是其保护和保存每个人作为人所拥有的那些权利的能力。在霍布斯看来，基本的人权是生存权，即保存每个人的身体存在的权利，而唯一合法的政府，就是那个能够充分保存生命、防止回到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状态的政府。[
根据洛克的说法，霍布斯所谓的自我保存的自然权利，意指的是一种反抗滥用权力践踏人民利益的暴君的革命权利。《独立宣言》 第一段说到的正是这种权利，它说一个民族有必要“解除把它与另一个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政治枷锁”。[
托马斯·杰斐逊所谓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不言而喻的”真理，本质上与洛克的生存权和财产权这些自然权利并无不同。
托马斯·杰斐逊所谓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不言而喻的”真理，本质上与洛克的生存权和财产权这些自然权利并无不同。美国的创建者认为，美国人作为人在一切政治权威之前就拥有了这些权利，而政府的主要目的就是保护这些权利。美国人认为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不仅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且还包括《权利法案》中列举的权利，甚至还包括像近来才发明的“隐私权”之类的权利。然而，无论所列举的具体权利是什么，美国的自由主义以及类似的其他宪政共和国的自由主义，有着共通的自我理解，即这些权利意味着划出了一个个人选择的领域，并严格控制国家权力染指其中。
黑格尔把人理解为一个道德主体，他特有的尊严与其摆脱身体限定或自然限定的内在自由相关。正是这种道德维度以及使其得到承认的斗争，是推动辩证的历史进程的动力。
改革后的中国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更具活力，机会也更多，尤其是对于在北京、西安、广东和上海就读大学的那些有特权的精英子弟而言更是如此。这些人正是示威要求更多民主的学生，先是在1986年，随后是在1989年春天胡耀邦逝世悼念会上。然而，随着抗议的进行，他们为没有自己的声音感到愤怒，对党和政府未能承认他们及其抱怨的正义性感到愤怒。他们想要领导人单独接见他们，并且开始要求使他们长期的政治参与制度化。是否所有学生都想把代议制民主制度化，这一点不清楚，但是，根本的要求是他们希望自己被当作成年人看待，他们的意见得到相应的尊重和关注。
行文至此，人的自我价值感及其得到承认的要求，一直表现为勇气、慷慨和公共精神这类高贵德性的根源，以及反对暴政、选择自由民主的依据。然而，寻求承认的欲望也有它的阴暗面，正是这个阴暗面让许多哲学家认为，激情是人类邪恶的基本根源。
普遍承认的欲望，即导致了帝国主义的产生。
普遍承认的欲望，即导致了帝国主义的产生。
民主政治过程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是进行决策、“整合利益”的一种手段，还在于它是表达激情的一个过程、一个舞台，在那里，人们可以寻求使自己的观点得到承认。
当国家和人民相互承认时，即当国家赋予公民权利，而公民也同意遵守国家的法律时，承认就成了相互的。
特别是共产主义社会，尽管承诺了自由平等的原则，却显得是奴隶社会的现代变种，生活于其中的绝大多数人的尊严没有得到承认。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1980年代晚期的崩溃，反映了生活在这些社会中的人们的理性水平的提高，他们认识到，唯有在自由社会秩序中，理性的普遍承认才得以可能。
正统犹太教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则是极权主义式宗教，它们试图控制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公共的还是私人的，其中包括政治领域。
因此，俄国和中国这两个前革命时代巨大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都发展成了共产主义的极权国家，而英国和日本这两个显然的封建国家，维持着稳定的民主。
民主要能正常运转，这种争辩就是自然乃至必然的伴生现象。相反，在日本，社会作为整体，倾向于把自己看作一个单一的巨大群体，是唯一的稳定的权威来源。由于强调群体的和谐，公开的对抗遂被推向政治边缘；因此，这里没有“政治议题”的对抗，也就没有政党的轮流执政，几十年来一直是自民党掌权。
第一条规则是，国际不安全的最终解决方案，唯有通过维持针对潜在敌人的权力平衡来找到。
现实主义的第二条规则是，应当主要根据各自的力量而不是意识形态或政权的内在特性来选择朋友和敌人。
第三条规则是，政治家在认定外来威胁时，应该更注重对方的军事能力而不是意图。
就人类历史确实通向某处而言，它正在通向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 可以说，并不存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它能超越基于自由和平等这一孪生原则而建立起来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