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完全出在对 1989 年学潮的性质的判断上和决策的分歧上，深层的分歧 发生在对党和人民关系的定位上。赵认为，学生悼念胡耀邦，是合法的，正常的。 邓说，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赵说，学生提出的要求，反对腐败，要求民 主，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通过社会各界协商对话，找出解决的方案，进 一步推进改革。邓说，不能向学生让步，应该调集军队，首都必须戒严。
问题完全出在对 1989 年学潮的性质的判断上和决策的分歧上，深层的分歧 发生在对党和人民关系的定位上。赵认为，学生悼念胡耀邦，是合法的，正常的。 邓说，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赵说，学生提出的要求，反对腐败，要求民 主，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通过社会各界协商对话，找出解决的方案，进 一步推进改革。邓说，不能向学生让步，应该调集军队，首都必须戒严。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邓小平也许认为，没有必要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表决，这种程序太麻烦，扯皮，效率低， 办不成事。也许，他压根儿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是为“中国共产党的核 心领导人”而设的。 《宪法》规定国务院有权决定戒严，但从 5 月 17 日常委决定戒严到 5 月 19 日实施戒严，这三天内，国务院到底有没有开过全体会议或常务会议，一查就清 楚了。我查过了，没有。
分歧在于，总书记认为，党应该顺应民意，应该服从民意；军委主席认为，党不 可以向老百姓示弱，民意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出现不同的意见，对其他党来说是 正常的，但共产党是靠枪杆子崛起的党，一贯靠总指挥的命令来排除不同意见。 所以，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对人民，对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都是家 常便饭。 “六四”开创了全民噤声的新局面。
“六四”开创了全民鸦雀无声的新局面。邓小平南巡后，中国在鸦雀无声中 重提经济改革，重新分配财富。谁是鸦雀无声下再分配的受益者？我不知道。我 只知道，全体被迫鸦雀无声的人，统统都是“六四”屠城的受害者。即使当时尚 未出生的人，既然出生之后必须鸦雀无声，并且必须在不知不觉之中，毕恭毕敬， 礼拜权力，聆听谎言，当然更是无辜的受害者。
“ 六四”开创了全民鸦雀无声的新局面。邓小平南巡后，中国在鸦雀无声中重提经济改革，重新分配财富。谁是鸦雀无声下再分配的受益者？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全体被迫鸦雀无声的人，统统都是“六四”屠城的受害者。即使当时尚未出生的人，既然出生之后必须鸦雀无声，并且必须在不知不觉之中，毕恭毕敬，礼拜权力，聆听谎言，当然更是无辜的受害者。
中央开了武力镇压公民的先例。二十年来，历届领导上台，都照例必须像宣誓一般，作出肯定镇压的赞美。
在政治方面，他坚守一党专制的底钱，是改革年代历次“反自由化”的发动者；从1979年镇压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到1989年的“六四”镇压，都是他亲自作出的决策。
“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是中文的歇后语。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同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交谈时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实际上毛的意思是没有任何人问的法律也没有任何天定的行为准则可以限制他。这次谈话是毛泽东自己承认浚驾于法律甚至任何道德标准之上的直接证据。
他主张用立法的形式，实际上达到禁止人们进行这样的活动。一旦出现这样的事情，他就主张快刀斩乱麻，用强硬的手段予以压制。因此，邓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专政是不允许动的。
那时我就感觉，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步履维艰，经受困难，经受风险的承受能力很低，稍遇挫折就议论纷纷。至于政治体制改革那就更是寸步难行。因为政治体制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要改变过去党的执政方式，行使权力的方式，办事的方式。归根到底，就是要改变党对权力的看法和对权力的全面垄断，所以阻力很大。
在旧体制转变为新体制的转轨时期，如果没有监督，腐败就会滋长起来。权钱交易、官倒、官商、贪污受贿。解决这类腐败问题，最根本的是解决透明度，解决民主监督问题，包括新闻监督、舆论监督和司法独立。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如果司法不独立，法院不能独立办案，检察院不能独立行使职权，即使立了法也不能真正实行。这就涉及司法和党的关系问题。
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少数人、甚至是个人的统治。
二十世纪出现的，在几十年时间里与西方议会制度相对立的所谓新兴的民主制度一一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在大多数国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看来这种制度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